论现代通俗作家时评杂感的文体特质与审美追求
黄 诚
摘要：作为现代杂文的重要一脉，通俗文学作家的时评杂感在文体上自有特质。通俗文学作家活用旧文体，变雅为俗，庄谐互用，以谐著的方式实现了传统文体的现代转型，成为过渡时期副刊政论的重要方式；为适应时变，他们积极探索新文体，形成了“短评”式的杂感与“谈话”式的杂感两种新的杂文形式。无论是活用的旧文体还是创造的新文体，都各具特质，体现了市民趣味的审美追求。本文试图通过阐释通俗文学作家时评杂感的文体特质，评估其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现代通俗文学；时评杂感；文体特质；市民趣味
中国现代杂文自来有两条脉络：一条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杂文，他们通过政治批评和社会文化批判，践行着国民性改造和思想启蒙的文化追求。他们的主要阅读对象是先进知识阶层，因而其话语方式和审美情趣都是知识分子化的。对于广大市民而言，新文学杂文就显得比较“陌生化”，他们只能“浅”阅读，而不能“深”理解乃至喜闻乐见。作为现代都市的重要阶层，市民读者有自己的政治诉求、话语习惯和审美追求，因而以市民大众为阅读对象的通俗文学时评杂感就应运而生。通俗文学时评杂感发表在副刊言论栏目，以市民大众为主要读者，通过与中下层市民能相通的语言，对民初至1949年前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进行批判，既呈现出市民大众的政治文化理想，又体现出通俗文学作家作为报人时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良知和作为市民喉舌的一面，其文体特质和审美趣味别具一格，成为现代杂文的另一脉络。
作为一种文体，报人杂感有着与新文学杂文不同的文体特质。其文学资源、话语方式、审美趣味别具一格。他们积极利用本土文学/文化资源，古为今用，化庄为谐，活用传统文体。他们积极探索新体式，创造出“三言两语”式的“短评”和如话家常式的“谈话”。而市民趣味则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其整个杂感写作的始终，成为其审美追求。
一 传统文体的活用
随着报纸副刊的出现，担任副刊主笔的李涵秋们，从传统的读书人一变为现代媒体人。作为传统士子，他们勤学策论科考文，以求售予帝王家；作为报人，他们要写作时评杂感，充当市民喉舌。他们的教育资源中并没有为其准备面向市民大众现代论说文体，只能活用传统论说文体，旧瓶装新酒，将传统经世致用的大论转化为替小民发声的“谐著”。这种传统文体的活用，既为传统文体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某种路径，又为过渡时期讽喻时政找到合适的文章体式。
李涵秋(1873~1923)
传统的论说文体，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今却一变为替市井细民代言的杂文。通俗文学作家借他们阐发现代道理，为市民大众普及教育之一助。在《病狮篇》中，李涵秋采取《马说》等传统的论说文的方式，以病狮喻羸弱的近代中国，其中“性喜睡”，虽有“大法螺家之法螺呜呜然吹于耳畔”而依然酣梦不醒等，以致百兽欺凌，生动形象的将中国因不觉醒而饱受列强欺压的境遇表现出来。但作者没有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而是雄狮“嗜睡”的原因：
据医家云，无论人畜，凡善睡者，皮肤中必生有一种微生虫，耗其血液，血液日耗，精神立致疲敝。善医者，当先以药杀虫，然后其疾始愈。夫狮自开辟以迄于今，不知历几千余年矣。其间或睡或醒，症尚可治，近数百年来，沉沉酣卧，受病愈深，不速治之，日复一日，吾恐皮肤中所生之微生虫，必如恒河沙数，又岂止四万万而已哉？一旦腑臓中干，虽扁鹊复生，亦难奏刀圭之效，且他兽见之，势必指之曰：此睡狮也，虚有其表，何畏之足云？
不觉悟的国民及其劣根性，才是东方雄狮任人宰割的根本原因，而欲雄狮振奋，必须先“以药杀虫”。在《幽愤篇》中，他指斥国人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毫无警惕，麻木不仁，反而视其为“为吾人之大制造场”。像《说恨》《考试可以富国说》《病狮说》《幽愤篇》《无欲篇》《旧式婚姻刍议》等，都是借古人衣冠阐述现代新知。这种文字里，比喻贴切，说理透辟，文字雅驯，富于才情，符合当时租界识字市民特别是遗老遗少们的阅读习惯。
除了雅驯文字的正用之外，李涵秋正大的文体戏谑化，使其从说理的高头讲章，变成讽刺时政的妙文利器。在《拟财神请饬各神捐廉以救下界灾民奏疏》中，他以财神奏请上帝的口吻，为赈灾济贫出谋划策，要求各级官吏“按俸照捐，大缺捐若干，小缺捐若干，优缺捐若干，苦缺捐若干”，既讥讽吏治腐败，又无休止的借外债“殊失大国体统”。看似是神仙天界，邈远无极，但一读即知影射现实。其中财神语气滑稽，看似歪理，却句句都是击中时弊的正理。此类文字还有《拟地藏王请增设十九层地狱奏疏》《拟肃政使等联名弹劾某襄校文》《代某县佐再上某省长禀》《代烟界同胞上政府书》等。他们活用奏疏、呈文等古代公文，正话反说，似谑实正，讽喻时政。在《代全国穷民讨财神檄》《戏拟剃头仔讨剪辫佬檄》等中，他将檄文体作为鞭笞贪官污吏的工具；在《冤桶传》《滑头传》《穷乡记》《记猴戏》《代小民送贪官去任序文》《祭烟鬼文》《代死者报某庸医书》等文中，他将序文、祭文、书信等活用，讽刺社会丑恶现象。
除文之外，他们还活用古典诗歌。《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句式基本为四言，可叙事可抒情，且有韵脚，读来朗朗上口，是赋、赞、颂等韵文取法的元典。通俗文学作家积极取法四言诗体，作为感时忧国的工具：
新闻新闻，出在南京。有个张勋，把守全城。横行不法，无恶不行。手下将兵，都是畜生。
奸淫妇女，掳掠金银。焚毁民房，乱杀平民。张勋晓得，置之不问。弄得百姓，恨恨之声。
日望民军，快点来平。喊俚投降，总归弗肯。情愿开战，折将伤兵。各省都督，闻之大恨。
调齐大兵，打到南京。就把全城，团团围困。三个大炮，轰破城门。大队民军，一拥而进。
一刻之间，光复全城。安民告示，才贴端正。百姓一见，真正开心。新汉旗号，插得如林。
一路炮仗，欢迎民军。张勋闻信，吓脱魂灵。假做投降，民军不信。避入使馆，洋人不允。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避在何处，大家不明。有人说道，已经被擒。有人说道，老早出城。
其中情节，我也不明。从此南京，永远安静。以前恶气，一起扫净。大小店铺，开市经营。
伏望同胞，协力坚心。大队人马，打到燕京。……宣统逊位，天下太平。
将四言的诗经改造为四言韵文，像快板一样，通俗易懂，谴责张勋的丑恶罪行，歌颂民军的正义之举！他们还通过“改诗”，活用经典诗篇，表情达意。如改崔颢的《黄鹤楼》和崔护《题都城南庄》来讽刺武昌起义中的瑞澂的弃城逃跑与张彪的负隅顽抗：“瑞徵已如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瑞徵一去不复返，武昌千载长悠悠。”瑞澂作为满清贵胄尚且不负守土之责，弃城远遁，而张彪作为汉人，不顾民族大义，愚忠清朝，开历史倒车，甘做民族败类，何其可恶可恨！历史潮流和民军士气皆锐不可当，张彪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依旧泣秋风”了，可悲可叹！
词历来多写“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离愁别绪，亦写“大江东去”家国情怀，但格调高雅，内容雅正。通俗文学作家借词来写丑恶的社会现实，看似降低了词的格调，实则在扩大词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时评杂感的文体样态。在《咏钱》中，他们用“黄莺儿”的词牌，把守财奴的丑态和拜金主义的危害，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了钱，“亲族尽欢颜，奴婢金谗言”；为了钱，“亲朋为此伤情面，争什么家园，夺什么房田，叹恩仇总是铜钱变”；守财奴总是“进铜钱眼”，但是到头来，“乱山前，纸灰飞蝶，可再要铜钱”？
此外，他们还模仿古代名作来表现讽喻现实，如仿《陋室铭》作《烟室铭》，仿《屈原卜居》作《党人卜居》。他们假游戏之名，肆无忌惮地突破诗词的言志缘情传统，将叙事，讽喻等手段运用其中，更打破诗词雅驯的格调，以通俗的语言，近乎顺口溜式的韵，将时政新闻、风俗轶事等内容并入诗词的国度，使诗词的“旧瓶”在装时评杂感的“新酒”时，“旧瓶”不知不觉地起了“化学反应”，成为时评杂感的文体样式。
除了活用诗文等雅文学传统外，他们创造性地运用民间俚曲小调，如五更调、宝塔诗、竹枝词、道情等等，将原本俚俗的小曲小调提升为讽喻时政、监督政府的“大论”。“五更调”本为青楼歌妓们习唱的小曲之一，内容俚俗，甚至淫秽。通俗文学作家则不拘一格，大胆活用“五更调”用以感时忧国。1915年，在占领山东半岛后，日本继续加快侵略步伐，李涵秋用“五更调”层层递进地表达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思：一更怒斥日本“欺我衰弱真可恼”；二更不满政府“但养兵”“不求战且靡粮饷”的投降主义；三更到五更，反思国家逼战苟安的原因，呼吁大家以朝鲜为戒，爱国救亡！从一更到五更，更鼓声声，民族危机就像木铎一样一声紧似一声的敲打在国民心中，振聋发聩。留心的《感时五更调》直接把五更调与时政相连。他们的努力，提升了五更调等俚俗小曲的文化品位，扩大了它们的表现领域。
经过通俗文学作家的手，传统的诗文的审美趣味由庄而谐，民间曲调内容由俚俗而正大，皆是嬉笑怒骂，富于兴味，能为市民大众通俗教育之一助。李涵秋的《代死者报某庸医书》戏拟死者自阴间给庸医的感谢信：“杀我者天，特假公手，泯吾之忧，夭吾之寿，公之德我。”“某虽一死，感激无既，他日国亡，得免奴隶。”在戏谑幽默之中表达了忧国之思、爱国之情。《烟室铭》中，李涵秋仿《陋室铭》写出了瘾君子的可笑可憎：
品不在高，有瘾则名。瘾不在深，有铜则灵。斯是烟室，惟吾土馨。灯花闪光绿，枪竹入握青，谈笑有瘦客，往来无胖丁。可以助幽情，养神经，无清明之耳目，无雄壮之身形，面枯黑黯黯，骨立玉亭亭，鬼子云：何寿之有？
将“陋室”中的正君子一变为瘾君子，整个文章的氛围由庄而谐，在轻松中传达出了鸦片之害，以警觉读者。他的时评杂感多具画面感和情节性，寥寥几笔，勾勒一副画面，如《陋室铭》仿佛一漫画，而《舅舅理》《记猴戏》《竹城记》《爱河记》等就像一篇篇短篇小说。《黑美人传》《不倒翁传》《债精传》等等则如同一幅幅人物速写。读来皆可捧腹，笑过之后，时局、政局、风俗之弊亦发人深省，寓教于乐，符合市民大众的欣赏趣味。
既不同于原生态的本土文学体式，也有别于周瘦鹃、严独鹤创造的新文体，游戏文章是处于旧的文体必须更新，而新的文体尚未出现时的一种具有过渡时期特征的杂文文体。它们实际上代表着中国传统文章体式和民间文学体式现代转型的某种实验，具有文学史意义。
二 新体式的探索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逐步占据媒体主导地位，通俗文学作家以其敏锐的市场嗅觉，迅速做出调整，顺势而为，放弃活用新文体，积极探索新文体。新体式的探索，主要有两种趋向。一种是体量较小的短评，三言两语，如同格言警句，或寥寥几笔，任意勾勒，这种短评主要以《自由谈》的“自由谈之自由谈”“三言两语”“随便说说”等为代表，还有《小时报》前期的时评、《大共和日报·附张》的“清言”。一种是体量较大的杂感，主要是以严独鹤在《快活林》“谈话”为代表，还有毕倚虹主笔《小时报》时的“小言”等。这里主要以周瘦鹃的短评与严独鹤的杂感为例来阐述通俗文学作家在新体式探索方面的贡献。
周瘦鹃（1895—1968）
探索新体式的作家，主要是周瘦鹃、严独鹤等。他们与李涵秋、包天笑等人年纪相差大约20岁上下，大多上过新学堂，没有接受过传统的八股文体的训练，因而他们既没有李涵秋等前辈那样深厚的古代文学资源，也没有旧文体的束缚，他们能够努力从传统之外寻找资源，顺应时代的发展，改用白话文体，创造出新体式。
周瘦鹃的杂感，继承和发展了陈景韩的时评体，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1920年4月3日，周瘦鹃写下了担任《自由谈》主笔后的第一篇副刊时评。这篇时评的栏目标题，沿用了陈景韩时期“自由谈之自由谈”。这篇时评谈社会众人，无论总统将帅，士农工商，各如棋子，都有一定的位置，应“守其地位于棋盘之上”，而不应“纵横颠倒，紊杂无次”。以棋局喻政局，讽刺时局混乱，上下颠倒，暗喻着对正常社会秩序的呼吁。全文94个字，设喻生动，说理明白，皆为短句，明快爽利，符合市民大众的口味。周瘦鹃的这第一篇短评向世人展示了其时评的基本特点：比喻形象，富于讽喻性，说理明白，晓畅爽快。
周瘦鹃的时评取譬日常生活，不仅形象，而且亲切。安福国会把持的北洋军阀政府腐败堕落，前所未有。周瘦鹃将此时的政府比作大垃圾场：“北京的腐败还是从前淸积到如今，甚麽臭鱼烂肉坏蛋都满坑满谷的积在那里，凭你罄南山之竹做成一柄大扫帚，怕也扫除不去。即使暂时扫除，他们仍会还来发出恶臭和微生虫来，把个好好北京城糟蹋坏了”。北京恶劣的政治环境和政治风气自前清以来，不仅没有改观，而且变本加厉，北洋军阀政府简直是晚清腐朽政治“最合格”的继承者，其合法性荡然无存！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不会有清官廉吏，安福系“那满坑满谷的大小政客，可不是活像粪缸中的粪蛆么”。因此，对他们的所谓“改革”不要抱任何幻想，那只不过如同装潢店里的劣工用拙劣的工艺进行的裱糊，“不是糊绉了纸便是里头梗着一个浆块”，糟糕透顶，不仅无法改造好中国，长此以往地胡折腾，“中国怕没有这样的长寿”，亡国之路不远了。
市民喜欢谈奇说怪，周瘦鹃随手拈取日常生活中的奇闻怪事，来讽喻时政。中国牛戏院为了做广告，宣传其所饲养之牛住高门大厦，冬有被褥，夏有帷帐。吃黄豆绿豆和鸡蛋，有时还吃鸦片。喝“高丽参烧酒或米酒”，简直是“牛老爷”。这样的牛自然引起市民的关注和兴味。于是周瘦鹃假此将矛头一转，指向军阀。他把这些牛老爷比喻成军阀，“他们一样像阔牛般吃得好，住得好，并且比阔牛还要加上一二百倍，莫说是西洋参，白兰地酒，凡是世界中最名贵的补品美酒都能供他们吃喝”，最重要的是，他们与牛一样好斗，“军阀为了争权夺利也随时要斗，那直皖直奉之役，不过是斗牛大会罢了”，把军阀斗争的比作是斗牛大会，生动形象，又指出其本质不同，“斗牛还能给人瞧着开心，军阀之斗那就要人性命咧”，一个翻转，谴责军阀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危害。
周瘦鹃的时评不仅比喻生动亲切，而且说理明白。市民大众不需要像社论一样的论证繁复，逻辑推理严密的文章。他们需要在轻松愉快中了解时政，明白时局，进而抨击弊政，因此，副刊时评杂感，通过三言两语把复杂的问题阐明，并且站在市民的立场上，进行画龙点睛且富于趣味的评述，引领市民大众的舆论导向。1923年，吴佩孚与张作霖调兵遣将，排兵布阵，北方一时战云笼罩，直奉之战随时有一触即发之势，百姓人心惶惶，苦闷不已。苏州人打架时，往往内心虚弱，但喜欢装腔作势，气势汹汹，以吓唬人，因而被称为“苏空头”。周瘦鹃以“苏州人打架，盘辫子，装模作样，谁也不肯先下手”来巧喻直奉对峙态势，既讽刺直奉双方对峙不过外强中干唬唬人的丑态，谴责他们虚张声势给老百姓造成恐慌，影响了百姓正常生活，表达了反战求安渴望和平的愿景：“你们俩永远这样学苏州人盘辫子”来表达老百姓的祈求和平的心声！除了用俗语来阐明时局外，周瘦鹃还常用时髦的词巧解时局。督军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已成民国政治的毒瘤。1920年，各地纷纷请求废除督军制，政府却斥责为“无政府主义”。瘦鹃抨击道：“国民欲废督而必请于政府，是目中尚有政府”，而那些督军“扩地盘位爪牙自为支配，视政府如无物”，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望文生义地驳斥了当局对国民的责难，把军阀割据的本质巧妙点出，极其机智。
与冷血的冷峻理性相比，周瘦鹃的时评有着浓厚的抒情气息。其抒情性不仅体现在言情、爱国等小说中，亦体现在时评杂感中。对于时局混乱，国将不国的局面，周瘦鹃对当局者的颟顸腐败，表现出激愤之情；对于国族危亡，他表现出爱国忧时之情；对于黎民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困境，他表现出关切之情。可以说，其笔尖也“常带感情”。1922年，曹锟之弟曹四在直奉战争中不顾守土之责，弃民而逃，战争胜利后又安然回任，百姓不服，不得已由高凌霨取代曹四。曹四倚仗曹锟势力，向高提出无理条件，其私人不得更换，凡事须得其过问，每月须由省公署津贴其个人十万元，俨然直隶省的太上省长，确为民国政坛上之怪现状。对曹四的无理要求，周瘦鹃激愤不已，在报纸上质问曹四：这条件“委实和东邦往年的二十一条一样厉害”，“我们不知道这直隶省长一席是不是归曹家世袭的，共和国的官制是不是规定官员们可以随意敲竹杠”？他怒斥曹四的话简直“是一派胡言”，进而将矛头指向北洋腐败官员全体：“这班做官的脸皮一天厚似一天，也不止曹四一人，倘把他们的脸皮一起扯下来，裹在军舰上倒抵得上一艘铁甲舰呢！”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北洋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常以借债度日，至1922年，欠内外债二十八亿元，国民平均负担每人六元半。周瘦鹃指责冗兵冗员造成国家债台高筑，“把苦百姓每人半担的米钱都抢去了”，简直是“挥金如土大少爷式的政府”，简直是要把“我们四万万人当作猪仔般卖与外国人”“那可不是顽啊！”债务足以穷民，债务足以亡国，展现出忧国忧民之情！军阀混战，百姓遭殃，周瘦鹃对战争中百姓的安危疾苦表达出关切之情。
周瘦鹃继承了陈景韩时评的严肃态度，短评的句式，但是为了更好地引导市民大众的舆论导向，他取譬市民日常生活，生动形象，简单明了的说理，富于市民色彩，且结合自己的个性气质，在说理中言情，达到情理交融，具有自己的特点。
浙江桐乡乌镇严独鹤图书馆内的严独鹤（1889-1968）铜像
严独鹤的“谈话”，自觉站在市民立场上，与市民大众平等对话，如谈家常，亲切可感；字数则多在三百至一千，重在叙事说理，敦厚、平实中透着关怀，别具一格。作为市民的一员，严独鹤设身处地为市民打算，与市民谈衣食住行，话物价涨跌，如邻里之间闲谈，似老朋友间大摆“龙门阵”，平等对话，绝无训导的意味。国民政府后期，金价猛涨，带动物价飞腾，社会上谣诼沸腾，严重影响市民生活，严独鹤忧心忡忡，向对老朋友唠家常一样，说：“黄金美钞飞腾，一切物价，却又必定会刺激上涨”，他又想到“年关就在眼前，任是遇到什么人，都纷纷议论着整个工商界，有些撑不住。私人生活，更有些过不去。”此时如果再来一个“物价的狂潮，真是雪上加霜，形态更显得严重，危机更来得迫切了”。牢骚发完后，对此情形，又无能为力，只能摇摇头说：“怎样消弭危机？确是当前一个难题”。整个“谈话”，就像在大街上或茶馆里，两个老朋友碰面，闲谈时下金价问题一样，其中的焦急，其中的忧心，都在平实的文字中一一展现。和平是老百姓关注的问题。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关闭和平大门，挑起内战，将人民置于战争的水生火热之中。严独鹤揪心地谴责国民党：“活不下去之中，依然要打下去”，这是什么道理！停战求和平是市民大众最大的愿望。严独鹤借京剧名家程砚秋的《春闺梦》唱段，抒发市民大众反战的心声：“隔河流，有无数鬼声凄警，听啾啾，和切切，似诉说：魂伤苦，愿将军，罢内战，及早休兵”，但和平的声音却是“今日等来明日等，那堪消息更沉沉……”一齣京剧，表达出市民大众对国民政府的失望之情。失望之余，严独鹤又用《春闺梦》中一句“（最可叹箭穿胸，刀断臂，临死还不知）为着何因”不动声色地把大家引向反思战争原因，将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派穷兵黩武的政策上来。
与周瘦鹃、陈景韩仅交代结果不注重论说过程的格言警句式的短评不同，严独鹤的杂感不废说理叙事过程，注重情理交融。1948年，国统区内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蒋氏父子试图通过金融改革缓解危机。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丝毫不配合国民党的金融改革，反而疾呼打击豪门，以此打压民族资本，疯狂敛财。因此国民党的经济改革不仅没有凑效，反而因为官僚资本的插手而雪上加霜，国统区市民大众的生活苦不堪言。为了替市民讨公道，严独鹤质问“豪门毕竟是谁？”接着，他抽丝剥笋，把豪门公之于天下：“官中有豪，商中也有豪，但仅豪于官或豪于商，还不是头等。头等的豪门，有财有势，亦官亦商，而且在官必是达官，在商必是钜商。惟其达也，自有人怕；惟其钜也，自有人捧。于是以前只有‘土豪’，如今乃有‘国豪’”。一下子将豪门精准定位为有权有势的官僚资本。中国的“各种事业，无论国营民营，官办商办，常会跳不出豪门的圈子，脱不了豪门的掌握”，他们才是国之蠹虫，真正要被打击的对象。但政府与豪门本为一体，沆瀣一气，如今他们贼喊捉贼，简直荒谬可笑，由此可知，国民党的经济改革不过是一场骗局罢了。严独鹤的杂感语言平实理性，但在平淡中现真情，在理中显情怀。1948年，国统区经济几乎崩溃，小市民邱孝林失业，为了养活家人，他被迫卖血，为了省去一笔化验费，不惜伪造化验证书，结果触犯法律，锒铛入狱。严独鹤先是客观理性地承认卖血伪造文书确系犯罪。他认为，法律制止人犯罪，道德感化人向善，但是“到了大家都吃不饱活不下的时候，就会演变成法律非所畏，道德非所愿”，不动声色地对邱孝林的同情和对不义政府的憎恨之情传达出来。在生活的压迫下，犯罪率飙升，以致上海监狱人满为患，粮食入不敷出。为减轻负担，监狱不得不将一部分情节较轻者放到监外服役。“吃饭与犯罪”，竟成了“相互联系，互有出入的问题”。吃饭问题竟把百姓逼上犯罪的道路！独鹤愤怒道：“且休谈‘齐之以刑’，应该说‘使民得食’”，能做到大家有饭吃，“才能减少犯人”，把小民的所谓堕落的罪恶之源指向国民党当局！
三 市民化趣味
无论是活用旧文体，还是创造新文体，通俗文学作家始终牢牢把握一根红线，那就是以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为中心。市民大众是民营副刊的主要读者，要吸引市民大众，实现其商业与意识形态的目的，必须符合市民的审美趣味。要贴近市民，必须采用市民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市民不喜欢一本正经的训诫，亦不喜欢繁琐的逻辑说理，通俗文学作家的时评杂感就不能像鲁迅那种启蒙式的写作姿态，如匕首、似投枪式的犀利的风格，而是平等对话及趣味盎然，轻松活泼的表现方式。
通俗文学作家本来就是市民大众的一员，他们是作为市民大众来写作的，他们能够体贴市民大众的喜怒哀乐，因此他们能将市民的休闲与报纸的舆论功能结合在一起，寓教于乐。工作外的休闲娱乐如京戏、电影、相声、足球比赛、打扑克等是市民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俗作家在写作时评杂感时，即就地取材，任意发挥，嬉笑怒骂，即成文章，既能吸引市民大众，又能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京剧是市民娱乐的重要内容，其语言和剧情长期在市民社会中流传，为市民所熟悉，常为通俗作家拿来讽喻时政。而北洋时期的政坛，简直如同大戏台，军阀、议会和官僚三方相互倾轧，如同主角，演出了一齣齣的闹剧，京剧语言和剧情正好能够生动形象地传达政坛“情节”和各位伟人的“角色”。1922年，闽系首领刘冠雄回故乡福建任职，自认为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欢迎，可“清唱”（即和平）地回闽，但不意竟遭到福建地方的反对，以致北洋政府准备武力送刘赴任。刘冠雄不愿桑梓惨遭涂炭，说“若政府要全武行敬谢不敏”。既然刘冠雄以戏来喻政治，周瘦鹃则顺手以戏评语言来写时评。他说：“我们小百姓本来最喜欢清唱的，那些大军阀先生倘能斯斯文文坐下来唱几齣南北和平《大保国》，像他们女校书在游戏场中情场一般，那一串黄莺儿娇啭似的珠喉，人人欢迎。谁耐烦看你们真刀真枪演三本《铁公鸡》呢？所以老刘说回闽是清唱不是全武行，不但福建人听得入耳，就我们别省的人也一致拍手叫好的。”欢迎清唱的《大保国》与反感武行的《铁公鸡》，表达出市民大众反战求和平的心声。周瘦鹃进一步“戏谈”刘冠雄“是三四等角色，没有多大能耐”，“清唱”只是一厢情愿，“生怕一开口就要荒腔走板”，“大军阀先生”才是“主角”，有权最终决定哪种唱法，因为他们爱好“武行”，所以刘艺员难逃“被座客们喝倒采下不得台”的结局！剧情、唱法和角色基本符合政局、政见与政客，将一场复杂的政治事件及其背后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的关系以京剧的术语阐释得明白如戏，熟悉京剧的市民在品读这则时评时，既能一目了然地读懂时局，又能玩味其生动活泼的表述方式，更能从京戏与时局的类比中，无形地接受周瘦鹃抨击军阀的穷兵黩武，祈求和平的政治立场。此外，周瘦鹃还将政客曲意奉迎曹锟做总统的行为，比作如戏子捧角，讽刺政客们的荒唐；将为了犒赏奉直战争中的军人而向梅兰芳借债的 “中华民国政府”，比作“卖马的秦琼”，忧叹道“这一座中华大舞台如何支持下去，怕不要关上大门宣告缀演了么？”现实生活中亦处处是戏，腐败政治如闹剧，百姓生活是悲剧。
除了京戏外，电影、相声、打扑克、足球等娱乐活动，经通俗作家随意点染，任意发挥，成为讽喻时政的素材。北洋时期，广西四个军阀，三个省长，形成割据之局。周瘦鹃讽刺他们不如用滑稽的方法解决统一，即“用赌的一法，三个省长打麻雀，果然是三缺一。但须和那四个军阀合在一起，共有七人，恰合成一个扑克局，大家凭着运命打一下，扑克内中一人要是同花顺子，拿得最多战得最后胜利的便推他做省长。其余六人只索让步，但一壁仍须拥护这个拈得赢家牌的省长，如此，四分五裂的广西岂不并而为一也”。看似是俏皮话，听似是荒唐言，但内里的态度却是严肃的，他暗含着广西政治混乱无规则还不如一场牌有规则的嘲弄，更饱含着对军阀、政客为“拿得多，战得最后胜利”的利益和地盘肆意征伐的愤怒和抨击。北洋政坛上的种种闹剧，在通俗文学作家作家眼中，简直如同“小孩子游戏花机”一般，种类繁多：“打铁环、捉迷藏、抽陀螺、踢鞬子，不管有益无益只知道玩，但瞧我们政府中闹着辞职、复职、最高、最低，和小朋友们打铁环、捉迷藏、抽陀螺、踼鞬子有什么分别呢。”
国内局势错综复杂，国际局势更是风云诡谲。但是通俗文学作家也能将其以市民消闲节目相类比，把复杂诡谲的国际局势生动形象地展现到市民眼前。严独鹤将美苏两国在二战后的论战比作“对口相声”“你抨击我，我驳斥你，你说我阴谋，我说你撒谎，叨颌盛惠，立刻回敬”，俨然相声中的捧哏、逗哏。美苏的关系从联合阵线打倒法西斯到“冷战”，又像从“探亲”演到“相骂”的戏。作者则希望，他们从“相骂”再演到“探亲”，言归于好，表达了民众厌战求和的心声。严独鹤还将1946年的旨在调整国际关系的巴黎四国外长会议比作足球比赛。他希望这场比赛最好停止，大家“携手同行”，共建世界和平。即便不能停赛，他也希望这场比赛是“友谊赛”，“始终保持和谐的友谊”，不可违背运动道德，“只凭着一团火气，逞强斗胜”，破坏难得的和平环境。
为了使市民大众更好地了解时局，接受其舆论引导，通俗文学作家还将枯燥的时事，演绎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故事片段，将遥不可及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以生活逻辑推法的方式进行日常生活化。由于深谙读者的欣赏趣味和阅读习惯，他们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论政风格，以生动活泼的形式，把重大时政新闻及评论按照市民欣赏习惯和兴趣爱好处理的像小说一样，对市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把新闻当小说写，甚至将重大政治事件可以联缀为长篇作品，使得读者如看连台戏一样，一本一本地看下去，不肯中辍，既享受到了读小说的乐趣，又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时评的影响。他们的时评可以当作是以时间为经、以民国政坛百态为纬、以揭露和抨击军阀混战和政府腐败为主旨的一部长篇小说读。他们在时评中像小说中的叙事者一样评述了直皖战争、奉直战争、江浙大战、曹锟贿选、北京政府财政危机、“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抗战史、国民政府腐败史等广阔的现代史画面。市民对通俗文学作家时评的期待，就像他们期待同时连载的《人间地狱》《纸醉金迷》《太平花》等一样。肮脏如厕所的政界和悲惨如地狱的花界里的鬼魅魍魉的表演就这样一起成为市民的“樽边谈片”、饭后谈资。1924年12月11日至1925年11月30日，周瘦鹃在《半月》上签发了张春帆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内幕的《政海》和包天笑反映江浙大战民不聊生的《甲子絮谈》，以编辑组稿的方式将时评完全变成了小说。周瘦鹃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时评合起来看是时评版长篇连载小说《政海》，分开来看则是一篇篇短小精悍、幽默讽刺的杂文。张恨水在抗战时期揭露重庆官场腐败的时评可与其《纸醉金迷》进行互文性解读。严独鹤在1946年以后揭露国民党政府腐败的时评杂感，就是时评版的《纸醉金迷》。他们深知，对市民来说，“若陈义过高，稍涉沉闷，即束之高阁，不愿浏览”，所以他们在时评中一直贯彻着“善戏谑兮”“谐言易听”的审美要求，用市民喜闻乐的方式评论时政。
如果说他们发表在大报副刊上的连载小说是时事折子戏的话，那么严独鹤为代表的“谈话”式的杂感则是“博客”，周瘦鹃为代表的“三言两语”式的“随便说说”甚至“一片胡言”就可以比作是他的“微博”。他们的“博客”“微博”随着《新闻报》《申报》等每天数以十万余份的巨大销量流到市民手中。市民一打开《快活林》《自由谈》《小时报》《百货陈列所》，就能在开篇和压轴的显著位置“点击”他们“博客”“微博”，像读幽默讽刺剧一样阅读新闻，不经意间就了解了国事，参与了政事，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们的观点，贯彻了《申报》提出的“宣泄民意，举舆论监督之实”的职能，充当了市民的喉舌。
通俗文学作家以市民趣味为出发点，通过活用传统文体与创造新文体，探索出了符合市民大众阅读的杂文文体，成为现代市民大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时评杂感，以其迥异于新文学家杂文的特质，为中国杂感文体的多样化与平民化作出了贡献，代表着新文学杂感文体之外的另外一脉，我们应该去认真加以研究，并给予一定的文学史的地位。
（原文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标注）
作者简介
黄 诚，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扬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运河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通俗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消闲性文艺报刊与时评杂感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江汉论坛》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独著或合著出版《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大事记》（2册）、《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社会卷》（与范伯群先生合著）、《江苏新文学史·通俗编》（2册，与张蕾教授合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与范伯群先生等合著）等专著多部，其中《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系列获得江苏省社科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