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陵墓石刻艺术探析
一、南朝陵墓石刻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
华夏文明浩浩汤汤，一脉相承。其过程是连续不断、呈现出阶段性发展态势。其王朝政权的更替在分裂与统一、兴盛与衰落的循环中交替演进。而学界对于处在大一统环境下的初盛王朝则呈现出较为浓厚的兴趣，亦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展开相关探究。例如，“汉、唐”作为华夏文明的典型代表，与之相关的研究往往会形成学术热点，成为学界的显学。
然而，作为衔接两个大一统文化时期的重要节点，虽然其政权形式远不及大一统文化时期有着较长的历史延续，且时常伴随着政权的频繁更迭与时局的动荡不安。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下，这样的历史节点往往能迸发出极具时代特色的生命力与高度鲜明的文化自觉性。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所涌现的时代特色与文化自觉便是这一时代特征的凸出显现。
魏晋南北朝是汉代向隋唐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民族融合、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处于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更是中国极为开放自由的时代，是从旧时期礼仪美术的传统走向艺术自觉的时代。正是处于这样的过渡型历史节点，以“建康”（现南京地区）为代表的南朝文化，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元420年，南宋武皇帝刘裕代晋自立，定都“建康”，改国号“宋”，揭开了南朝的历史。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个朝代，23位皇帝，延间169年，其帝都所建均位于“建康”。因此“建康城”实为南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在。
在绘画理论方面，著有《古画品录》的南齐谢赫提出的“六法”对中国绘画的内在连结做出了高度凝练的总结和经典论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至南朝，更是纷纭万状，南梁刘勰的《文心雕龙》，诗歌美学著作《诗品》等一系列文学巨典的出现，可谓是蔚为壮观。在中国诗史上，南朝时期的诗歌亦为“诗运转关”的重要节点，元嘉诗变便是明显表征。刘宋之后，描写山水景色的诗歌盛行，所谓“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南朝诗人谢灵运开创中国文学史上的山水诗派，其诗与颜延之齐名，并称“颜谢”，可见其诗学造诣。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与魏晋诗人不同的是南朝诗人更加喜尚“声色”，一改东晋玄言淡泊之风。一如梁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提及：“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就是这种推崇新变趋势的理论概括。
正是基于南北朝这般特殊的历史环境，其内外矛盾及结构性演变差异所带来的影响，使得南朝史学也呈现出与前朝不同的特点，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点便是纪传体相较于编年体的发展渐成主流。从荀悦《汉纪》之后，纪传体与编年体均为时人所推崇与重视，这便是“班、荀二体，角力争先”观点的提出。而南朝刘宋之后，这一角力状况发生了变化。《魏书李彪传》语云：“(彪)迁秘书丞，参著作事。自成帝以来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之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彪与秘书令高祐，始奏从迁固之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北魏国史撰述弃编年改纪传，便是这一特点的有力佐证。
同样受南朝政治制度的、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此时的艺术发展更为兼容并蓄，其艺术风格的转型更为鲜明和呈现出大一统文化环境下所不具有的独特生命力。而其中南朝的陵墓雕刻作为南朝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更是极具魅力和极高的研究价值，其与整个陵墓所组构的文化生态，既涉及早期汉民族的陵墓建筑技术与艺术，又体现出南北朝丧葬文化传统，并旁及碑版金石文字学、雕塑艺术乃至古代造物观念与技术，具有中华文化传统的集成性质，文史价值非同寻常。正如吴为山先生在其《艺文集》中谈及中国传统雕塑的艺术风格，其中对南朝陵石刻有着这样的论述：“大型陵墓石刻肇始于汉代，南朝和唐代的作品代表了陵墓石刻的最高成就……”
二、南朝陵墓石刻的艺术风格
陵墓雕刻实质上基本涵盖两大类，一者为“石象生”即陵墓以外石人、石兽组成的仪卫，是帝王陵墓供祭仪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唐朝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一书中有着相关记载：“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二者便是陵墓建筑构件，如墓阙、华表、享堂、墓道、墓门等装饰性雕刻。石象生具体是指放置在陵墓神道两侧的石人、石兽。其中石人又称之为“翁仲”，一般置于帝陵的石人雕刻，形象多为文武官员，以此象征文武百官。石兽便多以“虎、狮、象、麒麟、天禄、辟邪”等造型意象进行雕刻表现。石象生顾名思义，是以石雕来象征护陵的人和兽，体现帝王的威严神圣。除帝王陵外，贵族、官僚等其他人的墓也可用石象生，只是在规格上根据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有严格区别。
自刘宋帝陵继承东汉陵墓石刻遗制之后，其后的南朝诸代帝陵均沿袭刘宋仪卫石刻制度，在建康辖域（现南京栖霞、江宁及南京附近的句容、丹阳等县市）建有诸多帝后王侯的陵墓。历经1500年的历史风霜，当下南朝陵墓石刻的完整遗存已十分罕见。对其较早的研究可追溯至清同治年间莫友之论著的《金石笔谈》，其中记载南朝陵墓石刻8处，清末张璜的《梁代陵墓考中》记有14处，1934年朱希祖、朱偰父子等人调查，共得28处。1949年以后的考古调查，共发现了31处，其中有名可考者25处。目前，据有效勘察，南朝陵墓石刻地面遗存共计33处，其中帝陵12处，王侯墓20处（包括失名墓8处），陵区入口一处；按地区划分，南京栖霞区13处，南京江宁区7处，句容1处，丹阳12处；按时代区分，宋1处，齐8处，梁14处，陈1处，具体年代失考的石刻9处。
在南朝诸多陵墓神道两旁，以辟邪、麒麟等石兽最为引人注目。石兽是南朝陵墓石刻的主要部分，从现存遗迹考察可见，一般而言，在帝陵前放置的石兽有双角或单角呈现，纹饰较为繁复华丽，王侯墓前的石兽则无角呈现，且纹饰简单。“弓剑神灵定何处，年年春绿上麒麟”唐朝诗人李商隐曾这般感慨之。对于南朝陵墓石刻的研究中，石兽形象的渊源研究一直是研究的重要内容。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上曾这样论述：“考古艺术之以石狮为门卫者，古巴比伦及阿西利亚皆有之。然此西亚古物与中国翼狮之关系究如何。地之相去也万里，岁之相去也千余岁。然而中国六朝石首之为波斯石狮之孙，殆无疑义。”……种种观点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仅石兽名称问题这一项便有四种主要观点，或曰 “独角麒麟、双角天禄、无角辟邪”；或曰 “独角麒麟、双角天禄、无角狮子” 或曰 “帝陵麒麟、王墓麒麟”；亦或曰“帝陵天禄、王墓辟邪”。以上观点在张璜先生的《梁代陵墓考》、藤固先生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六朝陵墓迹述略》、朱希祖先生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天禄辟邪考》、朱偰先生的《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姚迁与古兵的《南朝陵墓艺术》、杨宽先生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林树中先生的《六朝艺术》、梁白泉先生的《南京的六朝石刻》、曾布川宽（日）先生的《六朝帝陵》等论著中有着较为独到的见解和论证，便不加以赘述。
其中，朱偰先生从文献考据出发加以实证研究精神，在《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中对石兽名称进行考证，其观点为后人学者较为广泛的引证采用：“综上各说，天禄、辟邪总名桃拔，一名符拔，来自西域。至于天禄、辟邪之别，各说不一，有如下表：（1）孟康说：一角曰天鹿，二角曰辟邪。（2）司马彪说：符拔形似麟而无角。（3）《古玉图谱》：双角曰天禄，无角曰辟邪。 ……然则吾人之假定:‘一角为麟，双角曰天禄，无角曰辟邪’，或去事实不远。”
“麒麟、天禄、辟邪”等南朝石兽的雕刻造像其气象闳阔，豪迈恢宏。梁思成先生在《中国雕塑史》中曾这般描述南朝石兽：“在此谨言之中，乃露出一种刚强极大之力，其弯曲之腰，短捷之翼，长美之须，皆足以表之。”
林树中先生对南朝四个时期的石兽型制纹饰等进行论述：“宋以南京麒麟辅武帝初宁陵一对石麒麟为典型。造型上兽身平正、颈短而直，鼻与朵颐短，腿亦略短而直，纹饰也较简朴，这是初创时期的特点，但前后左脚均向前跨，不是四肢直挺站立，感到向前行进而有豪迈生气。
齐之石兽，兽神开始向高、大发展，且变得窈窕，颈长、胸部突出、腰细，全身略作S形，四肢呈45度向前倾斜注意到夸张和细部刻化，装饰繁复。梁代石兽最盛，其特点一是突出宏伟豪迈的气势；二是作风从装饰趋向写实，石兽纹饰明显简化；三是注意到两只石兽间的联系和情感交融。四是石兽艺术风格在统一中多样化。梁代的石兽在南朝中既有自身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个南朝在艺术上的所达到的高度成就，整体形制比较小巧，而纹饰却特为繁富。”
林树中先生认为南朝陵墓石刻上承春秋战国与秦汉，下启隋唐，艺术上有着极高成就，并且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在中国雕塑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置于世界艺术宝库，也放出耀眼的光辉。
吴为山先生以“辟邪”为代表进行由点及面的概述，将南朝陵墓石刻的艺术风格进行高度凝淀，称之为“帝陵程式夸张风”。“南朝时期的辟邪具有诡魅的抽象意味，与原始图腾、楚汉浪漫同属一个造型体系，通过对比因素在视觉上造成体量的庞大、凝重、厚硕，时时蓄聚着冲击力的张力。辟邪在中国雕塑史上，是对造型的巨大贡献，它与汉墓前石刻不同点在于雕塑通体都经过了塑造、雕琢、线、体、弧面、圆面、曲面、平面的有机整合……陵墓前，程式化的夸张风是凌逾事物表面，是汉唐之气的延展和符号化……帝陵程式夸张风亦可以‘咫尺万里’概之。若杜甫诗云：‘尤精运势古英比，咫尺应须论万里’。”
南朝石兽的艺术风格由秦汉的古拙质朴向成熟恢宏的隋唐风格转变，亦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转折过渡阶段的印证，其独具魅力的审美意象和匠心独运的艺术表达更是表现出当时思想与文化的自由和广阔。亦如宗白华先生评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想象力、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无不是万丈光芒，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三、南朝陵墓石刻的价值与现状
诸多历史学家将此阶段的瑰丽文明称之为“南朝文化”，与同时期西方的“古罗马文化”相媲美，更将“建康城”与“古罗马城”并列为“世界古典文明的两大中心”，对后世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
当下，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更是将其上升至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进行推广。并且从加快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创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将其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性量。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作为指导性文件，对如何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做出了具体要求，其中将阐发文化精髓、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等内容列为重点任务。
南朝陵墓石刻作为南朝文化的历史遗存，其艺术价值和历史蕴意更是非同一般，它是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的瑰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性表征和杰出成就，作为汉民族“衣冠南渡”的历史产物，是民族文明薪火传承的集体记忆，那些灵动闳阔的石兽在世界雕塑史上更是罕有与之媲美者，亦是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有力诠释，有着不可低估的时代价值，对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南朝陵墓石刻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物质遗存，频遭破坏。自2014年10月南京两处南朝石刻遭非法拓印，墨汁渗入致永久污染一事引起时人广泛关注起，南京地方有关部门表示提议将石刻保护纳入总体城市规划，显示出抢救性保护姿态，对此应予以肯定，但在2016年9月新闻媒体报道出栖霞狮子坝一处南朝石刻辟邪被盗事件。时隔两年后，在今年的6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关于在南京南朝陵墓石刻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南京市仙新路过江通道建设项目的意见》驳回了《关于审批南京市仙新路过江通道工程建设方案的请示》（苏文物保〔2018〕103号）并提出修改和完善意见，其中一点便是敦促地方政府尽快编制《南京南朝陵墓石刻保护规划》，并建议地方政府统筹考虑文物密集区保护管理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发展的关系，落实文物保护措施，确保文物安全。可见，针对南朝陵墓石刻的保护规划尚未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因此，开展有关南朝陵墓石刻的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胡吉宏：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李晨洁：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