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陵是我国帝王陵寝建筑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开创了自明一代陵寝建筑的新规制，其后明清两代帝陵均以此为基本风格范式。因而明孝陵在我国陵寝建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孝陵自由曲折的神道布局形式，“它不同于历代帝陵神道成直线形，而是顺其自然，依山势走向建造为蜿蜒曲折的布局，高低起伏、回旋徘徊。”被近代史学家称为前所未有的，特有的帝陵神道空间布置形式。而经营于神道两侧，十二对大型石兽，夹道相迎，或跪或立，其雕镌技法高超,艺术形象精美,承上启下,影响深远。不仅在明代石雕艺术中独占鳌头,在中国古代帝陵的石像生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明孝陵中对风水的探究也是关键要素。其中究其“龙脉”、“四象”之说，也是对古代民俗的体现，更与中国古代哲学和传统思维相契合。因此,对明代孝陵神道石像生的组合建构、雕镌工艺、题材类别、装饰纹样结合石像生的形制和分期进行探讨和研究,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南京孝陵石像生的形制构成
明朝陵神道石像生就其形制分期，大致分布于五个方位：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洪武年间曾先后为自己的父母和祖父追封帝后尊号，并分别在老家凤阳建造了明皇陵和明祖陵，雕龙画凤，其建筑雕像华丽精美；同时在南京紫金山南麓给自己和马皇后建造了明孝陵，时代历史使然，一反中都凤阳营建思路，建筑装饰和神道石刻以简朴为宗旨；而明成祖，在昌平建明十三陵，并且设总神道，是为创新；明世宗从湖北钟祥入京登基后，便也追封自己亲生父母改兴献王陵为明显陵；因而，明代事实上共有五处帝陵遗存神道石刻。按照神道石刻建造的时间轴和地理位置分类，其中以始建于洪武十四年的江苏南京明孝陵，神道立十二对石像生，始建于永乐七年的北京昌平十三陵，总神道立十八对石像生为此进行研究。十三陵以朱棣长陵为中心营建，以大红门为起点，门前有下马碑、石牌坊、门内神道通往各陵，神道中央树圣德碑，碑周围立四华表。其余各陵大小规模，虽然不一，但型制和布局彼此相同，均不再立石像生和石华表。明孝陵石刻为唐宋帝陵石刻制，型制之流风，同时具有自己的特色，它取消了四神门外设石师的制度，把石刻都集中在神道两侧，并且神道和陵寝不在一条中轴线上：孝陵依山转势且十三陵的方向不一。明代存在很多藩王陵，比如禹州周恭王陵，西安秦愍王陵，新乡潞简王陵，南昌宁献王陵，以及桂林的靖江王陵群等神道前依然有石刻遗存，现如今大多数藩王陵的地表已经化为平地。
“所谓神道是神走的道路，古代帝王皇帝都把自己比喻做“神”，因而，简言之神道实际上就是指通向陵墓的墓道。”明代统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的道家思想的影响下，朱元璋为此也有着不解之缘。鉴于政治统治和信仰文化的考量，封建社会帝王设立了专门的营造石像生的机构，组织庞大，雕刻的造型也异常精美，从规模与形制和发展的状况来看，神道石刻到了唐宋时期发展到了顶峰，自然有当时的国力强盛所支撑。而至明代，更多倾向于世俗化的造像风格倾向，此可谓是明孝陵神道石像生孕育之政治生态环境。然孝陵神道石像成因较为多元，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及地理环境亦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朱元璋选中独龙阜为自己的安葬之地，由于它所处的环境以及位置非常巧妙，从风水习俗的角度来看，两侧的山峰如“左青龙，右白虎”一般。独龙阜根据现有的地形，以钟山为主，天印山为辅，梅花山其次，三山高低错落，连接着主轴线，群山环绕着独龙阜。一近一远、一低一高，完全符合风水的大吉大利。也正是把“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现实内涵的体现。
神道石刻作为陵寝制度的重要部分，其革新也势在必行。在经历了皇陵和祖陵两次大规模地陵神道石刻雕凿之后，对于孝陵神道石刻的安排和凿刻当时的人们有了更为周密的思考。孝陵作为明代真实意义上的第一帝陵，石刻的种类远远超过了仿宋皇陵的皇陵，祖陵。通过精心挑选，孝陵增加了獬豸，骆驼等大型的动物塑像，显示出皇帝的威仪。獬豸和大象是北宋皇陵中主要的石刻之一。
明代部分神道石刻继承了汉唐的遗风，石象生个体形象厚重圆胖，体态生动逼真，虽然表面雕刻粗矿，但是石刻的工艺刚劲有力，动物毛发和人畜装饰线纹柔中带刚，静里有动，这种雄浑一体的造型，透出匠人一气呵成的自信和魅力，同时也体现了明初西南石刻的艺术成就。明孝陵石象生以圆润和浑厚的视知觉呈现，在视觉和心理上给人一种安定和谐的感觉。在雕刻技法方面，明孝陵石刻着重写意，沿袭前朝石刻中的圆雕技法和平地减雕，线条刚劲，简练。
二、南京孝陵石像生的艺术特质
从神道选址来看，自明代以来，明孝陵开创了一种新的陵墓建筑形式。它在我国陵墓建筑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神道布局的自由曲折形式，被现代史学家称为史无前例的宫廷陵墓神道布局形式。神道因形随势，这样的布局,在中国历代帝陵中具有独创性。
石象生是皇帝陵墓前主要供祭仪物之一，也是陵墓的装饰性建筑。神道两旁的石象生，在特定的方向上按次序排列，随着山峦起伏，曲折列置。石像生都是由整个石头雕刻而成的。它们体积大,生动而粗糙。并不有意追求形似，而注重神似，但具有高超的技艺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营造出肃穆、神圣的氛围，庄严中是至高无上的帝皇威严。石象生写实的造型，庞大的体型，坚实而稳重，成为明清帝陵的典范之作，开创了陵寝建筑及石刻的新纪元。《中国雕塑史》中书“孝陵石刻有着极强的体积感，厚重凝练，有着较强的雕塑性。孝陵整体的古朴特征，形体简练的动物造型，再加上文臣武将装饰精细的服饰都见证了明代皇陵后几十年来雕刻风格的演变”。
其中以石兽类为典型的石狮、石马等与之描写。《后汉书.班超传》：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符拔、狮子。明孝陵神道置石狮2对，1对伫立，1对蹲坐，造型雕刻简练生动，体量感强，特征鲜明，有少许装饰。石狮面部形象略显呆板，背部体毛凸起感强，重在强调体积感与厚重感。《易.说卦》中记载:乾为马。明孝陵神道置石马两对,伫立或趴卧，无控马者,也无马鞍与带饰，与神道上其他石刻手法一-致，侧重形态表现，突出体量轮廓，健壮乖巧，朴实无华。麒麟是传说中的“四灵”即麟、龟、龙、凤之首,它是披鳞甲、不履生草、不食生物的仁兽，象征“仁义之君”和吉祥、光明，是祥瑞之物。神道上安置这些石兽，意图纪念朱元璋的功德，使谒陵的人感到死者的威严和国家的太平富强，祈望镇妖避邪,以保护陵墓。又以石人中文臣、武臣为代表反映其雕塑造型语言上的欠缺，体量单薄，造型柔弱；气势不足，武官和文官都是温文尔雅的两种特征。
南京作为明代的开国首府，明孝陵的神道石像生的营造手法及艺术风格尤为代表性。在明孝陵的神道石刻中淡化了某些神话传说和理性化的内容成分，更多地面向现实，其石刻的造型更多的也趋向世俗，更加现实了，雕刻艺术风格更加细腻、柔和，具有一定的变化，有很高的文物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其造型风格产生的因素也大致分为三点。其一：明孝陵的石像生是对前代的继承、总结与创新，因此，它们在整体上呈现出古代雕塑艺术风格的一般特征，即装饰写实、线描平面、雄浑写意、俗情写真等风格。其二：朱元璋一生极力追求节俭实用，他的遗嘱“一切从简”的指示，成为工匠们雕砌石象生的一条准则。因此明初统治者所提倡的丧葬从简之风，对孝陵石刻的线描、平面、写意等造型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三：在技术层面上，质地较硬的白云岩直接影响了工匠采用注重大的体块的雕凿方法，进而影响了作品的平面、写意等风，而在细节采用的平雕、线刻等方法则影响了象生的装饰风格。
明孝陵的每个种类石象生有着区别于其它象生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这样定位孝陵每个石兽的艺术特色便有了比较的可行性。每个石象生都有着不同于前朝的风格。东汉时期“将狮子作为墓前神道镇墓兽使用己经十分盛行了”，石狮以程式化造型彰显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明孝陵的石狮走动姿势从迈出变为直立。在线描塑形的手法上，蹲狮的整个身躯下沉，由外露的动转变为内收的动，即从由动中见动，转变为于静中见动。即轮廓线由运动、不安定转变为静止、安定。又从装饰风格来看，有别于汉唐雕塑所传递的整体意象。前代的石狮都带有神话色彩，到明孝陵的石狮，脖子带有项圈，项圈上的长丝带从背部柔合下垂。这说明狮已不是被作为神兽，狮子已融入民间，被人驯服，成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明孝陵中獬豸的肩部、腿部无饰物，形体统一在平面中。尤其是头部，省去了诸多细节，没有那么多凹凸的形，更加简洁。这种处理方式，也是形成写意的原因之一。孝陵的獬豸头部呈梯形，梯形内的小形体与唐宋时期相较更为减化，嘴唇也已闭上。唐宋两兽的形体倾向于方形，而孝陵中的则大量使用圆形弧线，这使得整个形体更为贯通。骆驼在现存的帝陵石像生中属首例，与后代比较具有更加优雅的姿态以及似高山的造型，将其定位为雅逸、崇高的风格。雅逸风格突出表现在卧骆驼那自然的姿势、样和的表情上。“崇高在西方古代被人当作宏伟与庄重来了解。”崇高风格表现在作品的形态与格调中，表现在卧骆驼的高大形态和如山的稳定造型中。明孝陵中的石象、麒麟以及石马、石人也都是通过别具一格的塑造手法来突出物象所特有的精神气质。
雕刻的方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石材自身的材质特点，从而对石刻艺术风格也有着关键影响。与宋陵石刻的石质乃花岗岩不同，大多都取自偃师市周围的栗子岭采石场，硬度较强，也易表面被打磨光滑，明孝陵的神道石刻所用的石料大多都来自于南京附近，比如：神烈圣德碑的碑材来自江宁区的阳山；神烈山碑的碑材来自宜兴山中，单体石刻，如石望柱，石像生和棂星门都被称为“南京红”的雕作大理石。这种“南京红”石质属于石灰石，以浅灰色的厚层结晶白云岩为主，它的化学成分是碳酸钙，耐酸性雨水的长期侵蚀，因此其岩石表面含有独特的肉红色天然风化的溶沟。
三、明孝陵与明祖陵、明十三陵神道比较研究
明祖陵始建于洪武十九年，为朱元璋祖父、曾祖、高祖的衣冠塚，现位于江苏盱眙洪泽湖畔。当时明代陵寝制度尚在探索发展时期，所以陵体多借鉴唐宋手法。祖陵神道石刻数量繁多，用材大气，造型巧美，构图精细，排列有序，充分地显示了明王朝社会经济向上发展的繁荣景象，彰显明王朝的宏大气魄。明孝陵现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钟山山风景区，钟山古称“龙山”。占地广阔，其平面形状与前朝历代帝王陵墓神道明显不同，有所创新，神道依山势作回转曲折，呈弯曲状，似北斗七星，与中国园林建筑风格相似，傍山而建，蜿蜒曲折，将空间中形体的起承转合等借景手法巧妙运用进来，成为帝陵匠造上面的一位集大成者。
明祖陵和明孝陵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孝陵石刻中整体古朴特征与祖陵气势雄伟形成对比。对比二者神道，祖陵神道成一直线，石刻排列紧凑密集。而孝陵因为有梅花山横亘其中，其神道向西而行后再折向东北方，最后绕至孝陵大门。孝陵作为明代真正意义上独具风格的第一座帝陵，石刻的种类远超祖陵且大与不同，雕刻风格趋于简朴，不尚浮华，发展了中国古代早期石刻庄重浑朴的特点。由此推出，孝陵作为对唐宋陵墓石刻改革后的一大转折，不但石刻制度有异于前，表现风格亦无唐宋特点，造像以写实为其主要特色，注重讲究风水，勇于改进和创新，开创了明清帝陵的一代新制。
虽然明代皇家陵墓建筑除了宣扬气度和威仪之外更重要的是表现绝对的秩序。正因明十三陵神道石刻风格偏符号化，而且起到了适当的“零件”作用。因此尽管明十三陵神道石刻的艺术水准虽不能称为上流之作，但从建筑角度来说，这是中国陵墓建筑的一次总结和开拓，有着不俗的探索创新精神。明孝陵的建制和布局规划与众不同，神道顺山势作回转弯曲布置，是其一大特色设计之一，而神道石刻的配置奠定了十三陵的基础，并对清代有很大影响。
明祖陵、皇陵石刻兼具庄严气质与华丽藻饰，是对千年以来前期历届朝代神道石刻风格的总结和回顾；明孝陵、十三陵则侧重并创新发展出了一套更具符号功能的雕刻形制流传后世。神道石像生中的形象也由武功向文治过渡，由关注个体的伟岸雄壮向和谐统一朴实自然的符号体系迁移，两者各有千秋。神道石刻在明代最终归于固定形制，明代各皇陵所承载的美学精神与审美风尚由此传承下去，历久弥新。
四、孝陵石像生的当代内涵
明代的开国首府——南京，在明代留下了许多神道石刻。主要代表有明孝陵的神道石刻，它们的形制是唐宋陵墓神道石刻形制的延续，在这些布局中看，明代神道石刻艺术并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神道石刻的曼妙幻化，也没有想唐代的磅礴大气以及宋代神道石刻的讲高调和与众不同。明孝陵的神道石刻在一些神话和理性方面做了淡化的处理，使之更加的切合实际，它的石刻的造型也是非常现实也面向世俗化，其雕刻的风格艺术更加的细致，与此同时，它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南京作为江南岸的古都中唯一的城市，同西安、北京、洛阳有着相同的历史光辉和文化积累。有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以及明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在这里建都400多年之久。在这些都城建设的漫长过程中，会有许多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遗存。
中国现代著名雕塑和建筑大师梁思成对明孝陵进行了褒奖，“明代陵寝之制，自太祖营孝陵于南京，迥异古制，遂开明清两代帝陵之典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明孝陵，神道石刻是其点睛之笔和标志性名片。作为传统建筑的文化代表， 明孝陵不仅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发展到一个高峰，另一方面在保持了特有的文化气质的同时，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与环境文化美学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也成功独立于现代文明的喧嚣之中。神道石刻的石兽以成为南京城市的重要人文景观和艺术殿堂。明孝陵的陵寝建筑人文风情与地貌自然风光高度和谐统一，达到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完美高度，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与环境文化美学相结合的成功典范。现代社会中，在传统建筑的现代生态意义的催生下，明孝陵承载了对自然与人文价值相统一的责任，也是在传播文化与人文气息下的一种认同。
傅礼城：江苏省雕塑家协会办公室主任、理事、紫砂雕塑艺委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