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江山图》：一种“新评弹”的凝视与期待

文 | 潘讯

数月前，著名评弹理论家周良先生给我一信。他已年近百岁，平时深居简出，也很少直接对评弹现状发表意见。在这封千字长信中，周良先生却谈到了当代评弹艺术发展趋势，其中一段话令我深思。他的大意是：在市场拼搏中的苏州评弹，其演出内容和演出形式，一定是不断创新和变化的。未来的评弹“哪怕不像‘评弹’，变化为别的一种艺术，只要有艺术性，受到欣赏者的欢迎”，也应该给予包容和肯定。初看这段话我略有疑惑，“哪怕不像‘评弹’”到底应该如何理解？但是，我熟悉长者的行文思路和语言习惯，联系上下文仔细思忖，所谓“哪怕不像‘评弹’”侧重于表明评弹艺术和其他所有艺术形式一样，都始终处在演变、创新甚至“异化”之中。时代是源，艺术是流，艺术当随时代，没有一层不变的艺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一个界定，即“在市场拼搏中的苏州评弹”，这就是直接服务听众、能够赢得听众的评弹，这才是活着的艺术、人民的艺术。

作为一门优秀传统艺术，苏州评弹同时具有“文化遗产”和“艺术生产”两种属性，前者侧重于保护传承，后者聚焦于创新发展。这两重属性并非割裂，而是交融在评弹艺术的传承发展中。从书目创作来看，推进传统书目的常说常新和新编书目的原始创新应该齐头并进。近年来，上海评弹团在保护传承优秀传统书目的同时，锐意探索，新作迭出，先后推出《战马赤兔》《战无硝烟》《高博文说繁花》等新编书目，其书目创作和舞台实践已经形成一种“现象景观”：舞台上的一桌两椅没有了，桌围椅帔没有了，演员随时上下场，伴奏隐在了幕后；单双档换成了许多演员络绎登场，流派唱腔好像也不再是原汁原味；评弹讲求“说法现身”，可演员偏要“现身说法”；本来追求戏剧冲突、情节跌宕，可舞台上絮絮叨叨的却是“几乎无事的悲欢”……这还是评弹吗？是，这是一种“新评弹”——也许就是周良先生信中特意指出的，应该欢迎和肯定的“哪怕不像‘评弹’”。

展演于第九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的《千里江山图》，是上海团“新评弹”建设的又一探索。弹词试水谍战题材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上海城市空间的徐徐展开也让听众如见故人，角色的上海话表演更有一股浓郁的海派气息扑面而来。这种种探索背后的艺术新质是古老评弹艺术向当代文学经典沉着不懈地探胜求宝，传统与现代在两种艺术的改编与再造中完成了一次深情对话。从《高博文说繁花》到《千里江山图》，评弹艺术改编所依据的文学母本都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已经渐次构成了评弹的“新上海叙事”。选择改编“茅奖”获奖作品等海派文学经典，应该是上海评弹团把握评弹艺术传承发展规律的精准之举。今天的时代，传统艺术的生存焦虑和转型愿望迫在眉睫。因此，评弹的“新上海叙事”不同于传统时代说书人改编“三言二拍”，也不同于近代以来说书人改编《啼笑因缘》《秋海棠》。在今天的评弹舞台上，题材革新带来的艺术更新往往更具颠覆性。作为中篇弹词的《千里江山图》，舞台语言已不再局限于说书人的说表弹唱。串联人的深度介入，将主持人、讲述人乃至说书人融为一体，他既跳出书外又身在书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书中之胆”。演员的角色表演增加了，一人一角相对固定，不再“跳进跳出”，戏剧化的舞台调度深入说书进程，演员的舞台活动空间大大拓展。布景切换、光影流转、沉浸音效等频繁运用，烘托出谍战悬疑的紧张气氛，又令听众身临其境进入上海、广州的城市想象之中。种种创新都再造了一部中篇弹词的舞台语言，成为“新评弹”建构的有机部分。

题材的更新、舞台的跃迁，还带来了演员表演状态和舞台气质的变化。身着长衫、旗袍的说书人，本来就具有上世纪30年代洋场风貌。但是，冉冉变迁的是演员在举手投足间对角色的把握和模拟。易君年是代号“西施”的地下党内奸，也是书中隐藏最深的反派角色。他的身份迟迟没有暴露，只是偶尔泄露了内心的玄机。高博文起易君年一角，深沉稳重，云淡风轻，初看并无破绽。但是，高博文抓住了这个人物那些一闪而过的内心波动，用细微的面部表情（评弹称为“面风”）和习惯性动作（评弹称为“手面”）表演出来。与陈千里接头时一闪而过的动作，与凌汶广州街头寻找旧地时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高博文都能表演得丝丝入扣，牵动着观众的内心情绪。凌汶是一位女作家出身的革命者，周慧饰演的凌汶自带书卷气，同时又具有海派新女性的浪漫与坚贞，她的气息并非通过一句说表、一段唱词而来，而是整个舞台形象给观众给来的鲜明感受。其他如黄海华、姜啸博、陆锦花、吴静慧、陆嘉伟、王承等，在书中都有出新出彩的表演。他们摆脱了对传统表演程式的依赖，他们依傍角色量身定制舞台形象和表演技巧，角色通过演员而复活于书台，演员也因角色扮演获得了新的光彩。

“哪怕不像‘评弹’”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像”与“不像”也只是艺术的表征。作为一门传统艺术，当代创作者应该把握的是艺术绵延流淌而历久弥新的内核与精髓，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将长篇小说搬演到评弹舞台，编演团队应该兼容两重意义上的“解读”，一重是对小说原著文本的解读，一重是对受众期待视野的解读。“改编”的实质是在搭建一座“桥梁”，一座连接原著文本与受众期待之间的“桥梁”。“桥梁”的功能在于将小说的主旨与情节用评弹的形式演说给听众，更要将小说的“背面文章”、隐藏的“文本蕴含”一一剔掘出来，用评弹的形式展现于舞台，满足当代评弹听众的审美新期待。达到了这样的水准，才是“新评弹”的本质。作为一部谍战小说，《千里江山图》最感动人的是革命者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完全凭着理想信念，大义凛然，慷慨赴死。但是，烈士绝不是天生的“勇士”，他们是在严酷的考验和情感的焦灼中成长起来的“革命者”。在小说里并没有慷慨激昂的词句，严酷的斗争与革命者的成长浸透在那些读来“烧脑”的情节编制与对话设计中。如果是小说阅读，这些部分不妨来回翻看，再三体会，但是如何用评弹的形式表演出来才是衡量改编者的真正课题。评弹面对这样一部情节复杂、内蕴深厚的小说文本，必须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向心灵更深处探寻。在把握革命者理想信念情感主调的基础上，演活一个个人，一个个在心灵的焦灼与锻造中成长起来的鲜活的人。写他们的生命体验和内心情感，细细剔掘雕镂他们的心灵空间。陈千里一次次对同志、敌人的甄别与较量，崔文泰、易君年谍中谍式的伪装与出卖，叶启年内心的冷酷与分裂，等等，都是心灵的试探，心理的暗战。“小书一段情”，《千里江山图》的“情”当然不再是传统弹词中才子佳人的后园相会、庵堂定情，那是龙冬与凌汶的夫妻之情，那是陈千里与叶桃、陈千元与董慧文的恋人之情，那是千里、千元的兄弟之情，那是叶启年与陈千里的“师生之情”，那是叶启年与叶桃的“父女之情”……这种种至情、纯情、畸情、绝情又与挽狂澜于既倒的绝密行动交织在一起。只有将这些复杂重叠的情感写深写透，才能揭开革命者心灵的秘密，同时也揭开评弹书目创作的秘密。

比如，陈千里与叶启年分属两个营垒，又是这场谍战斗争的双方主角，这是人物关系的明线。但是，这两个人物之间还有一条更深刻更复杂的暗线，陈千里曾经是叶启年最为欣赏的爱徒，叶启年的女儿叶桃又曾是陈千里的爱人，而叶桃是一位牺牲了的中共地下党员。由亲密师生走向分道扬镳，双方的心理层次都异常复杂。更为重要的，叶启年的内心也有分裂、也有软肋，尤其是与陈千里在叶桃墓前相遇之后，面对陈千里揭露的真相，叶启年的心理壁垒其实已经开始坍塌，书中这样写到：“虽然还站在那里，但已是神色萎顿”，又说“他面无人色，浑身像被抽去了骨头”，他失败的命运也已经被悄然注定。评弹表演就应该在这些地方深入腠理，既表现出他外表的“色厉”，也透视出他心灵的“内荏”。书中易君年与凌汶为革命假扮夫妻，两人之间无可避免会产生一些隐约的情愫，书中至少3次写了他们细微的肢体接触，每次描写都有丰富的心理语言。第一次是凌汶主动，她看到易君年手上灼烧的疤痕，“伸手轻轻摸了一下”，这疤痕是在警备司令部遭受电刑留下的，这一举动不排除男女之情，但更多的是出于对他身受酷刑的抚慰。后来的两次接触，都是易君年主动，凌汶阻拒。一次是在执行任务中，易君年想伸手去碰凌汶的脸颊，另一次是在广州寻访龙冬的旧宅时，易君年又突然伸手想碰她，都被她挡住了。革命者的爱情与信仰是交融在一起的，后两次阻挡正是凌汶一步步揭开易君年伪装面目的时候。在这些心理内涵细微而丰富的地方，正是发挥评弹写心优长的空间。

希望《千里江山图》能够常改常演、常演常新，更好地搭建起两座“桥梁”，实现当代文学经典向中篇弹词精品的成功转化。待到那样一部更好的《千里江山图》问世，也许我们会说，哪怕不像“评弹”？不，评弹还是评弹！（原文刊发于《曲艺》2024年第7期）

作者简介

潘讯，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江苏省艺术评论学会曲艺专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