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的困惑和韩明的答案

文 | 王海波

张艺谋曾说过：“我总是追求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跟过去的自己不一样。”近四十年的导演生涯，张艺谋用一部部作品，证明了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与之相比，“跟过去的自己不一样”，就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了，但张艺谋一直在努力，并且交出的成绩单还很亮眼，这一点，甲辰龙年春节档的《第二十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十条》是张艺谋继《秋菊打官司》之后，又一部涉猎普法题材的电影。与他之前作品的传奇性相比，《秋菊打官司》的纪实性令人印象深刻，它用“传统的手法完成现代的艺术追求”，为张艺谋赢得了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金狮奖。时隔三十年，《第二十条》的镜头再次聚焦普法题材，张艺谋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我就是要个说法，怎么把人给抓走了呢？”自《秋菊打官司》上映以来，“秋菊的困惑”早已超越了文艺范畴，成为了一个法律文本。那么，“秋菊的困惑”今天有答案了吗？带着这个追问，再看《第二十条》，就特别有触动，某种意义上，《第二十条》中的张贵生，就是今天的秋菊，二者的差别在于，“秋菊的困惑”源于法与情的错位，而张贵生的上访执于当与过的判罚，前者引发是否有法可依的讨论，后者激活了《刑法》沉睡的第二十条。

编剧刘恒说，在讨论《秋菊打官司》剧本改编时，“最外在最肤浅同时又是具有一定社会性的层面：一个民告官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与基层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故事。”到了《第二十条》，在王永强这条故事线中，人物关系对调了一下，变成了官告民。民告官，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可谓是老生常谈，屡见不鲜，张艺谋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法与情的冲突，形象化成了“秋菊的困惑”，至于官告民，就比较稀罕了，这已经足够吸睛，张艺谋的高明之处在于，把王永强妻子郝秀萍设定为哑巴，所有的屈辱、愤怒和呐喊，只能藏在心里，就像茶壶煮饺子，有嘴说不出，因为说不出，反而更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作为一个法律文本，很多学者从《秋菊打官司》中不同的角色立场，从法学等不同维度，进行了很多富有创见的讨论，比如有人从李公安的视角展开分析，“揭示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自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不同的秩序与权力结构的冲撞”。与《秋菊打官司》中的李公安相对应，《第二十条》则塑造了检察官韩明这样一个角色。如何看李公安和韩明？从职业来看，二人一个公安、一个检察官，身份差异不是关键，重要的是角色设定，李公安的角色只有一个层次，就是职业属性，扎根基层办案子，而韩明的角色至少有多个层次，比如职业属性，要办案，又如家庭属性，为儿子，再如职场属性，谋调动。一句话，相较于李公安，韩明是丰满的，更是现实的，当这样一个人从心底说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这样掷地有声的话语时，我们才会觉得振聋发聩。

有基于此，张艺谋的《第二十条》之于《秋菊打官司》的创新一目了然，完全可以看作是《秋菊打官司》的加强版，韩明、王永强、张贵生三条故事线有机交织在一起，呈现了一个更立体、更复杂也更当下的中国，引发了强烈的共情、共鸣和共振，也带动了影片票房的逆跌和上扬。值得注意的是，从《秋菊打官司》到《第二十条》，时间的河流蜿蜒走过三十年，折射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和文明的进步。

过去三十年，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的三十年，是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三十年，也是中国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的三十年。从《秋菊打官司》到《第二十条》，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是，秋菊们生活的农村，已经变成了韩明们奋斗的城市，从农村到城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蕴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密码。

与城镇化进程相适应的，是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党的十五大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飞跃，过去三十年，也是法治大踏步走进老百姓生活的三十年。从《秋菊打官司》到《第二十条》，张艺谋讨论的问题悄然间已从有法可依，升级到了有法必依，秋菊的困惑和韩明的答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生成的生动注脚。

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关键在人。这一点，《秋菊打官司》和《第二十条》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角色安排。秋菊开始挺着个大肚子，后来生了个儿子，关于秋菊的这个儿子，我们不妨这样认为，到了《第二十条》，他长成了王永强与郝秀萍的女儿娟娟，长成了张贵生的女儿丫丫，长成了张主任的儿子张科，长成了韩明和李茂娟的儿子韩雨辰。娟娟的失语，丫丫的坚持，张科的霸凌，韩雨辰的见义勇为，构成一组意象，而娟娟生于康村，丫丫和张科生于城市，韩雨辰从县城来到城市，又构成一组意象，四个孩子，二组意象，则又构成了一幅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群像。他们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者，对他们的塑造，尤其是韩雨辰和丫丫对于他们父亲的影响，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这是每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于公平正义的希望，也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希望。

秋菊的困惑曾是我们共同的困惑，韩明的答案是我们期待的答案。借用韩明的话“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我们看的也不仅仅是电影，而是“别人的人生”，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的人生。或许这才是张艺谋想要表达的，或许这才是《秋菊打官司》和《第二十条》的追求所在，或许再过三十年，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演进的大背景下，这样的表达、这样的追求，所蕴藏的价值才会更加凸显。

作者简介

王海波，江苏广电总台影视频道总监，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