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武术影像海外输出的文化内涵
文 | 李言
在西方人眼中，东方文化是神秘的、自足的。东方之于西方就像换一个待开启的宝藏。相对于高深的文化内涵，民间在之于东方文化的认知中，形成了由“个体形象—文化体系”认知过度状态，而个体形象的文化效能让东方文化以“裸露的冰山”姿态，连带出一个有别于西方中心样态的文化库。
武术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表征，它来自人类身体的本源动能，但同时亦承载着超越认知常理的身体叙事技巧，这关乎人类原始的情感表达和身体诉求。东方哲思对于传统武术的灌注，让其不再孤立为碎片式的无意识动作行为；哲学理念之于武术的介入，让武术与道德伦理、人生体悟、境界追求、生死哲学间等构成由表及里的身体叙事层级，武术的获得了文化的体系化加持。
一、武术源流的影像改造
武术得以在全球生根发芽，因为它触及人类动作本源的形成；在海外传播过程中，移民浪潮连带的民间武馆的全球化经营，强化了武术的民间传播效应。从对武馆运营理念可发现，广义“师徒制”（即一师多徒制）成为其扩展的重要方式，这方便武术可以扎根社区，构建起平民认同根基。
20世纪60年代自创截拳道的李小龙得以在美国广泛收徒，正是借助了二战后蓬勃发展的社区资源，李小龙个人亦完成从实体到虚拟的武术概念传播的顺延。20世纪60年代末武术对现代西方电影中的介入，丰富了原本匮乏的西方动作招式、拓宽了人体动作的多元性。比起传统的、本能的打斗，武术更具观赏性和艺术性，尤其在李小龙投身电影业后，功夫的影像能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论及西方电影，它一方面看中了东方主义神秘元素，另一方面却畏惧东方主义对原有价值的颠覆性，70年代后的B级片中构建出一个异域的、神秘的、超常规的东方人格（如《妖魔大战唐人街》）。
此外西方影像也完成了对东方人格的另一层泛化，比起早前之于东方人的孱弱和苦难的认知，20世纪80年代起内敛、狠辣且神秘的功夫高手特质逐渐取代早前影像中边缘化的东方人格；尤其在《特种部队》中，李秉宪的东方面孔与武者形象的深度关联，让其成为电影中最具张力的角色。
比起西方影像之于武者的宽泛性，东方功夫电影在海外则获得了大量民间市场的信任，包括录像厅、影像出租店等大量港台功夫电影的上架，李小龙、罗烈和成龙等功夫明星电影的全球化发行，让功夫这一概念成为东西方民众可共感的英雄作品，英文单独为功夫赋予了专有名词“Kong-Fu”。
功夫的世界性意义经历了欧美发达国家引导和第三世界共享的前后历程；世界对于功夫的原生力量探寻同样显得热情且长久，去中国寻武悟道的外国人增加、去少林寺和武当山的外国游客增加、常驻中国只为习武的外国人增加变为例证。在影像输出层面，好莱坞则以中国功夫为蓝本，创作出了他们眼中的东方世界（如《花木兰》《功夫熊猫》等），一个想象的东方国度浮现在世界维度面前。
西方人为了探寻自我想象的真实性，则以影像进行追问，促使东方回应西方的追问。2010年上映的电影《功夫梦》延续了武术的东方神秘主义特质，同时把现代主义糅进了现代文明对武术的想象中，形成理想与现实映射的，可被东西方共解的身体表达方式，实现了武术家的“天下大同”。
二、武术形态的影像变革
在20世纪70年代的电影中，李小龙对电影动作的再造是功不可没的，与之配套的电影周边文化形态亦同样被经典化和仪式化。李小龙自创的“截拳道”动作干净利落且招招致命。截拳道强调身体的瞬间爆发力，融合了东西方动作的精华，以反舞台化、反仪式化的打斗形态来完成影像中的武术实用性功能诉求。
李小龙所带来的类型片动作设计样态革新，让20世纪70年代功夫片着重对主角速度和力量的极限追逐，包括梁小龙和一众李小龙替身的诞生，他们承载着武术实用化影像特征的延续。直至成龙的出现，武术电影开始打破原有的武术呈现方式，以舞台感为武术表现核心。成龙的舞台设计感以及早年的戏剧功底，让他在表演中不自觉形成仪式化的动作套路。比起武术实用性的本质，其致命感退居其后，换来的则是具有表演特质的武术呈现。
成龙与李小龙在表演国际化的实现上有相同的企望。但成龙的动作并非单纯的武术动作，核心在于对生活化场景的融入和卓别林式喜剧的重演。通过对成龙巅峰时期的电影观察，我们发现武术对抗意义退居其次，舞台成为了影像表达的本质。这体现与对手的关系层级上，在李小龙电影中，与对手之间的角力，形成了一股主角压迫舞台空间的威慑力；而成龙则尽量释放影像舞台的压迫感，甚至把压迫感给到了黄正利、狄威等反派高手，让动作仪式感获得了表达层面的延续。
如果说李小龙具备世界的武术形态和东方的影像人格，那么成龙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具备东方的武术形态和世界的影像人格；世界的影像人格让观众觉得得以被共情和理解，而东方的武术形态更激发了观众之于武术本身的探索欲。成龙的武术不再关乎生死，而是关乎人格完整性的养成。此外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构建起成龙电影独有的酒神属性（如电影《醉拳》）。醉拳来自东方、发散于民间、因具备超越人体原本动能的身体表达，完成了世界性的塑造。
可见，武术是主人公行侠仗义的工具，也是自我价值表达的重要方式。武术与角色人格的相互影响，随着电影动作设计的革新，表现得愈发明显。通过武术和兵器实现人格标签的确立在21世纪已屡见不鲜，比如《叶问》中角色人格、演员人格和武术人格的三重契合，让甄子丹与叶问之间构成了武术的契约式影像关联。
三、武术内涵的影像变革
武术影像的海外输出，似乎在21世纪初已经到了极限；比起武术的外在表达，关于武术的体系表达并没有被同步传导。无论是成龙还是李小龙，他们对于武术的影像传导，始终是基于“术”的，背后关于“道”的认知直到第三世界的广泛分享参与，才得以构建起海外传播的新内涵。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众仙侠电影中，武术获得了纵向维度的生长性，它被看做修士自我晋升的基础渠道之一，且为更高层级个体成长服务；武术此时淹没在更为宏大的文化叙事中，且充当感官体验一部分；影像的时空更多让位于东方文化的整体性呈现中，包括东方仙魔体系、世界救赎体系、佛道哲理体系和时空延宕体系等。
在东方的道教文化中，修士把修炼分为“山医命相卜”五大门类，武术可被归纳为“山”这一门类，即入山修行附带强化身体。而身体的修炼却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东方朴素哲学理念密不可分，武术则被赋予了哲学的色彩，由此派生出八卦掌、形意拳、太极拳等内家拳，可见东方文化施加于武术的体系化和哲学化建构。而影像的介入，让东方修真文化得到了现代媒介的助力，并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近十年来，修仙的影像具备一个共同的形象，即以武术为表达根基、以个体飞升为最终目的，如《斗破苍穹》《雪中悍刀行》《择天记》等。这填充了东方传统文化整体性输出的缺口，但不可否认的是，武术既为同质电影国际化传播的入口，亦为故事体系得以形成的动作根基。
比起电影的局部性表达特质，动漫则具备了整体性表达的可能性。国产动画和玄幻文学近几年在海外输出的火热，其承载的内容已经远超乎武术本身，东方传统文化在武术的推进下，亦形成了文化空间的综合体系，尤其在“一带一路”文化通道的支撑下，也印证着“以武术为表、传统文化为里”这一输出样态的可行性。
《镖人》中武术与侠客精神实现了强关联，并关乎历史的厚重感和个体的凄凉感，江湖和庙堂间构建起微妙且复杂的生存哲学；《雾山五行》则以古老的虚构世界观来阐释东方五行概念，“五行”之化用和创新与东方武学间形成了高度的融合感；《凡人修仙传》则以自我成长为诉求，呈现瑰丽宏大的东方世界以及独到的命理哲思。
武术在中国文化的加持下获得了新生，武术影像是“讲好中国故事”海外输出的重要入口，由文化底蕴所派生出的诸多经典东方形象，是当下国人文化创新力的最好见证。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革新发展，我相信会有更多中国经典形象出现于海外大众面前。
（文章获2023年“艺评成都”征文比赛优秀奖）
作者简介
李言，韩国全南国立大学博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