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读了100遍《世说新语》，也很难想象在剧场里看到了什么

文 | 赵建新

事实似乎就是这样——你即使读了100遍《世说新语》，也很难想象在剧场里看到了什么！这或许是大多数观众看完昆剧折子戏《世说新语》之后所发的感慨。当然，这既是观众的感慨，也是剧作家罗周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表演艺术家们创作这部长达24折的“艺术品”时所怀的初心，更是他们在这出戏中所显示出的惊人创造力之明证。

24折昆剧《世说新语》以《迎妻》始，以《梦鸡》终；它走过了东汉末的连天烽火，一直到东晋谢安的生命消歇，横跨了将近二百年的岁月。说得高大上一点，昆剧《世说新语》是真正的立足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创造，它以精彩巧妙的文本故事、典雅优美的曲词念白、精致规范的南昆风度，切实实践了传统戏曲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感慨和赞叹之余，有心的观众或许也会心生疑问：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一部描写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士族名士逸闻轶事、风流清谈的笔记小说，它从精神意蕴到文字形式，呈现出的是散淡洒脱、疏朗飘逸，其中人物也多是坐而论道、无事空谈，而这种风格恰恰是“非戏剧性”的，这与强化动作、制造悬念和构制冲突的“戏剧性”完全背道而驰。既然如此，它又是如何化“散”为“戏”，熔“段”成“折”的呢？不妨用两句话来总结：向现代要态度，向传统要技术。

所谓“向现代要态度”，即以现代的视角结构故事、塑造人物。现代戏曲较之于古典戏曲的区别，正在于前者在人情人性上开掘的广度和深度。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昆剧《世说新语》完成了从魏晋风度到现代人格的再造。今人所见古人之美，或许并不真的是当时古人之所谓美。鲁迅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今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不拘礼仪是当时人们高逸潇洒的表现，孰不知那是他们服用毒药五石散的缘故。据说名士们吃了五石散后会全身发烧燥热，皮肤易于磨破，所以他们才要穿宽大的衣服；连穿鞋也不方便，所以不穿鞋袜而穿屐；更导致衣服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所以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为不常洗衣，故而身上多虱，这又导致虱子在他们文章中的地位陡升，才有后世令文人们称羡不已的“扪虱而谈”。又因“散发”之后要赶紧进食，所以又影响到所谓人家父母死了却在葬礼上不管不顾大吃大喝的“居丧无礼”。由此看来，所谓“真名士”，可能并非“自风流”，而不过是为保全性命的权宜之计而已；他们看上去很“酷”，实际上内心很“苦”。要把具有这样残酷真相的“魏晋风度”转化为现代审美对象，就需要在原著素材中重新发掘符合现代人价值观念的情感和意趣。

以《破局》一折为例。原故事来自于《世说新语》中的“雅量”：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其实我们初读这则著名故事时，未免觉得这个谢安有些“装”，就像谢安在剧中自嘲的一样：靴儿啦靴儿，我这矫情镇物，今番被你点破了。但是，在看完《破局》之后，我们不但不厌烦于谢安的“矫情”，反倒觉得他“矫情”得可爱，其原因就在于原著中那个和谢安对弈的含混模糊的“人”，已经具体化为了谢家的政敌郗超。罗周正是看到了两人的这层特殊关系，把郗超安排在谢安的对面与之下棋，于是这场棋局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因为只有在素日的政敌面前，谢安的这一系列“矫情”与“装潢”才有了具体可感的心理依据，既有对以往不睦之人的肆意戏弄，也有内举不避亲的潇洒自傲。当最后拆书读信的一系列动作都已完成时，却传来郗超早已离世的消息，观众吃惊之余，谢安和郗超超越生死的心系社稷苍生、看淡荣曜浮名的“真风流”便弥漫于整个舞台了。如果和谢安下棋的不是郗超而是别人，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现代再造还表现在《索衣》这折戏中。《索衣》取材于《世说新语》“俭啬”一章中的几则故事：一是王戎送侄子一件单衣，后来又要了回来；二是王戎和老婆半夜起来数钱算账；三是王戎女儿结婚时向他借了钱，等到女儿回娘家时王戎就给脸色看，于是女儿赶紧还钱，王戎脸色才缓和；四是王戎家种了一棵李子树，结的果子很好吃，王戎为了防止别人捡到果核后也能种这样的树，就把果核都钻穿。折子戏《索衣》在人物关系上舍弃了侄子而选取了女儿，在索要的对象上舍弃了钱财而选取了衣服。在原著中王戎是真吝啬，而在戏里王戎一开始也是真吝啬，但最后却能从真吝啬中升华出高蹈的精神。在主人公不断询问那件衣服是否“渴了”“饿了”“闷了”时，由衣及人，延伸出当年“竹林七贤”每个人的不同服饰和风采各异，但如今却已物是人非，风流不再。在“索衣”的深沉悲凉与轻佻戏谑之间，这折戏展现了王戎的复杂性格。原来，主人公的“索衣”无非是对那段诗意人生的追忆与寄托罢了，于是在貌似卑微和琐碎的描述间，艺术家打开人物博大和诗意的情怀。更为可笑的是，当王戎“索衣”成功后，临走时还不停叮嘱女儿“尽管来借”。为什么还要让女儿来“借”？他在“索衣”过程中所遭受的欲罢不能的煎熬和挤兑难道还忍受得不够？这是因为他在这种尴尬中无意发现了自己心灵深处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他重新发现了另一个旷达的、敞亮的、豪放的“自我”。这个发现让他惊喜，他更愿意在琐碎的生活中继续这样发现。

所谓“向传统要技术”，就是在传统经典戏曲剧目尤其是经典折子戏中寻求做戏的技术方法，以情感层次引导事件走向的创作方式。如果说“态度”是观念和意识，是剧作家通过作品要传达给观众的对世界的独特认识，也是作品呈现出的总体风貌和气质，那么“技术”就是手段、技巧和方法，是让一个剧本真正有“戏”的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要素。好的剧作家并不一定非要成为个好的剧作理论家，但如果一个优秀的创作者具备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其理论总结一定具备很强的实践性。罗周就是一个对剧作技术具有高度理论自觉的创作者，她曾深入研究过《缀白裘》的戏曲编剧技法，对折子戏多层次推进和正反搭配的方法和技巧有深刻的认识和体悟。在《候门》中，主人公谢安根本没有出现在明场，观众却能从郗超和桓温对其一波三折的反复拒迎中看到了他的高蹈风姿；郗超的杀机尽显和桓温的迟疑不决铺垫得层层叠叠，无不是为了突出谢安的伟岸人格，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举将》中，郗超和谢安对褚太后请旨问疾，在药方的堆砌背后是双方对战局的激辨，反复双关，言此意彼，最后在郗超请将、激将的博弈中完成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刻画。在《破局》中，门人的一报再报、棋局的一让再让，无不递进和深化着人物的情感层次；当谢安先后拆书看书，完成“小儿辈大破贼”的最后交代后，第三次的扬州来书又让剧情陡转，在完美的塑造谢安之后又给郗超涂抹上了深沉博大的色彩。在《梦鸡》中，从八公山到金城树，从金城树到回不去的乌衣巷，心念一起，千山可度，人生的功过是非、繁华凋零都在一声鸡鸣中烟消云散，不变的是历史个体在生命陷入困境时奋力追求的高贵精神。正是在这样的明暗、进退、胜负和来去之间，“谢公故事”完成了谢安和郗超等人物形象的精彩塑造。

罗周诸多作品中的“折”的结构，名称虽与元杂剧相同，但实际运用起来早已脱胎换骨。她的“新杂剧”是把古典戏曲中的两个重要文本资源——元杂剧和明清传奇融汇化用之结果。所谓“新杂剧”，是在整体的布局谋篇上借鉴元杂剧之体例样式，而具体到每一折则借用传奇折子戏的写法，而传奇折子戏在文本上的典型特征便是弱化外部情节，强化内在情感，在人物情感层次的推进中展现抒情性极强的戏剧冲突。罗周力图把人物情感喷发的瞬间予以凝固和放大，以此完成对人物的灵魂做出更具层次感的剖析；而寻找这些凝固和放大情感喷发瞬间的时空节点和技术手段，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蕴含在《世说新语》每场经典折子戏之中。《世说新语》的剧作实践，是在尝试探索一种让古典戏曲在当下重获生趣的方法。

在“谢公故事”中，我们也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南昆风度”。四折戏中，生旦净丑的行当搭配、省昆中生代艺术家们精彩的唱念和精准的演出节奏，都在一桌二椅的极简舞台上得到华美而细腻的呈现。在《候门》中，幕后谢安的风采完全掌控在台前施夏明和赵于涛的表演中，他们的进退犹疑、举手投足、一笑一颦都是对郗超和桓温内心世界的细微刻划。在《破局》中，盘腿安坐于椅上的周鑫和反复奔走的施夏明，在动静、缓急、庄谐之间你来我往，相映成趣，珠联璧合。作为摘锦式实用歌本的传统折子戏，在这些演技精湛的表演艺术家身上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世说新语》不但开拓了昆剧的题材样式，也丰富了折子戏的创演方式。看完“谢公故事”后，观众有理由相信，随着《世说新语》这幅魏晋长卷在舞台上的完成，古老而典雅的昆剧艺术将会跃入传承发展的新阶段。

作者简介

赵建新，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戏曲艺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