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观物，物著我色——江苏大剧院舞蹈剧场《春之祭》中文化记忆的解码与重构
文 | 夏静
文化记忆的概念涵盖了文本、意象和仪式体系，它像一个巨大的储藏库，储存着丰富的传统“记忆图式”，为现代与古代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利用文化记忆，我们能够回忆、注释、批评和讨论那些存在于过去的事物，参与意义的创造，而无需从头开始，可以直接使用或重新解释。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提供学术支持，江苏省文化投资管理集团策划，江苏大剧院倾力呈现的原创舞蹈剧场《春之祭》，无疑为我们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路径，使得过去以记忆的形式与现代产生互动。该作品的焦点既非对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的舞蹈阐释，亦非对众多舞蹈前文本的同层次改编，而是在敬畏之中探索一部艺术作品的创造性表达所能释放的社会能量。
“以我观物，物著我色”，舞蹈剧场《春之祭》聚焦于20世纪上半叶身处法国巴黎的艺术家群体，汲取戏曲、水墨画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之精华，借由情境通达、意象重组以及生命救赎的主体性解读策略，通过情感结构与经验结构的双重路径，展现这群默默无闻的青年艺术家们坚定的追梦旅程和炽热的情感力量。作品透过主体精神的反思性观念和视角，与当代中国的生动现实进行了有效的对接。
一、记忆之场与情境通达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涵盖了物质和思想上的集合体，它们体现了人类的意志或时间的流逝，并作为社群记忆的象征。这个概念既包括了充满记忆意义的实体空间，也包括了抽象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观念和符号，它们作为记忆和叙述的载体，是人们在历史长河中寻找记忆和情感的要点。1913年5月29日，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春之祭》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剧院首演，引发了因“新生”主题而产生的巨大现场骚动。《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 Le Sacre du Printemps），作为西方舞蹈史上具有“现代性”意义的舞蹈开端，成为了历史记载中的焦点，也为M. 贝雅、 P. 鲍希、沈伟、杨丽萍等后来的舞蹈家们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春之祭》于艺术界而言，不仅承载着舞者们身体感知下的创意及想象，更存蓄着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春之祭》的经典之处，不仅在于其节奏与律动间的微妙变幻，亦非仅仅停留在“原始仪式”的形式再现，更在于通过看似与近时代无关的“献祭”文本，深入探索复杂而深邃的人性写照。这或许正是《春之祭》在经验与理解的基础上，所构建的独特价值阐释效应，使其成为世人共同珍视的文化记忆。
110余年后，江苏大剧院全新演绎的《春之祭》再次点燃这一记忆的火种。该剧从《春之祭》巴黎首演事件中蕴含的冲破与重生意象出发，审视现代主义艺术大门在巴黎的开启，聚焦被这扇大门的光环吸引而走进现代主义艺术深处的中国青年艺术家群体。“巴黎即景”“东方山脉”“沙龙狂喜”等八个篇章的结构布局，林风眠、梅兰芳、徐悲鸿、徐志摩等标志性人物的典型演绎，体现了时间流动的拾缀与凝固，反映了对文化记忆各个横断面的观察与把握。这些篇章蕴含了对历史和传统的认知态度以及记忆的思考。这些认知与思考，既有个人的，也有民族的，还有反映人类成长历程中的觉醒。各个篇章段落虽各自“独立”，却又相互支撑、有机互补，共同构建的意义网络，宛如一面破碎的玻璃，每片碎玻璃都代表一个世界。正是在每片玻璃的独立反映和所有玻璃的相互折射及相互映照下，过去与当下、宏大历史与个体境遇得到了有机结合。尽管此版《春之祭》并未如传统舞蹈创作那样，始终聚焦并维护中心意义，但每个片段都深藏着作品对过去与现在事件相互关联的“感性”洞察。在对前文本内核进行重塑，并与之告别之际，它以一种全新的整体性力量，展现了对文化、艺术、人类命运的多重关照，为观众营造了探寻历史和安放记忆的独特艺术空间。
八个篇章，凭借各自独特的形象“特性”，使得观众能够准确地定位并发现历史中特定的文化场景。梅兰芳在海外的演出中，以惊艳的身姿表演《贵妃醉酒》；徐志摩在康河边，以诗意的笔触表达了对康桥的深情告别；徐悲鸿在穹顶的彩绘玻璃下，以画笔为脊梁传递热血丹心；林风眠在时代洪流中，寄情于画抒发跨越时空的孤独与追求……这些具有“特性”的形象，作为记忆之场的具象表达，被创作主体以舞蹈剧场的形式进行解读和重构，并通过意象化描绘的方式作为文化触点，与舞台上同时呈现的其他元素共同构成了一个无限宽广的记忆之场，亦即艺术情境。此记忆之场与我们的文化根基紧密相连，与我们的生命体验密不可分，对于任何拥有相同民族血统的人而言，都是熟悉的。即便往昔已无法复原，即便往昔充满了苦难，但当我们借助舞蹈的叙述作为媒介跨越无法抹去的时空距离，回顾过去时，过去依旧散发着无法抗拒的魅力。
舞蹈剧场《春之祭》所构筑的记忆之场，是对过去的重塑和对历史的再创造，其具象化的表达并非基于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现实对应，而是源自创作主体对历史岁月的深思熟虑，所开启的一场跨越古今的精神对话。
二、符号编织与意象重组
在视觉建构中，舞蹈剧场的舞台就是一个故事空间，在意涵创造的过程中，媒介符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声音、色彩、灯光、形态、幻觉和实践的全景，都成为它提升叙事效能、充实身体运动质感、增强受众感官刺激的言说手段和意义表征。江苏大剧院版《春之祭》以简洁而饱满的舞台设计、抽象而利落的编舞、大胆而合理的文本构思，辅以冷峻干净的光影色调和风格多变却审美统一的音乐，共同营造出一种厚重而富有质感的艺术氛围。原本供人休憩的椅子，时而凌乱散放，时而整齐排列；堆积如山的文稿，或漫天飞舞，或沉甸甸地堆积；大型三角状平台，既能动态旋转，也能前后移动。此外，油纸伞、折扇、画卷、行李箱，还有那只从《登高》中飞出的孤鹜等符号元素，亦在舞台上先后亮相。这些元素宛如星丛中的繁星，单独看来并无特殊意义，然而当它们以平等的关系汇聚时，便能构成一幅富有意蕴的符号图景，构建出一个意义丰富的网络空间。在这样一个充分民主和自由的表达氛围中，各种媒介符号借助其固有的属性特征和叙事方式，为此版《春之祭》所传递的意义构建、信息整合、时空转换以及情感塑造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它们共同构筑了一种以“画面”为核心的舞台文本新风格，颠覆了传统舞台线性叙事以冲突和动作为中心的模式，转而采用视觉空间的拼贴和意象的累积。通过深入挖掘和应用各种媒介、材料、表现形式及展现方式等元素，艺术家的独特个性得以表达，观众亦能深入理解作品的深层精神内涵，并在剧场舞台的特定情境中感受到超越时空和地域的人文关怀与艺术思考。
媒介符号在《春之祭》中有机融合，彼此交织、相互影响，既是对富有意义的整体结构样式的精准把握，同时也是意义交融、互动、生长与沟通的重要途径。在“画室之梦”与“停止与永恒”篇章中，舞台的深处隐约呈现出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和马蒂斯的《舞蹈》的画面。仰望这些不朽的杰作，艺术家们在迷茫中坚守，在困境中深思，在剧烈的呼吸节奏引领下，舞者们通过翻滚、跳跃、交错和缠绕的动作，释放出体内潜藏的能量，展现了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原始冲动。此时，林风眠画作中的白鹭，尽管动作缓慢，却以坚定的方向从头顶飞过。在强烈的形式感下，“画作”与“白鹭”的意象，寓意了艺术家的脆弱与执着，即便命运多舛，伟大的艺术家仍百折不回地追寻自己的创作根基，并努力使其发芽、成长。
从具体现实到抽象意象，直至艺术表现的最终形态，意象所处的中介位置及其典型特征，是艺术家在挑选媒介和处理文本间关系时的主要参考。即便是原本静态的物体，在被塑造为意象之后，也似乎处于一种永不停息的动态变化之中。九十分钟的时间里，编导通过不断改变三十多张椅子的排列组合，将它们转化为《春之祭》舞台上代表“社会”或“历史”的象征性空间。它们或许是塞纳河畔的艺术圣殿，亦或是战乱中的故土废墟；它们可能是文化记忆中的个人时空，亦或是命运哀歌中的精神祭坛。当舞者依托椅背摇摆起伏、支撑跳跃时，传导出的是个体在历史洪流中困惑与抗争的状态；而当椅子以各种形态散布于空间时，似乎又象征着文明的沉淀、社会的分层，以及个体生存状态的多样性。
大多数观众所接受的富含哲理的舞蹈作品，其核心在于“抽象”与“移情”所共同构筑的桥梁。通过一系列符号所营造的理解情境，宛如一条联结观众、演员、文本、故事乃至“我”与“世界”的纽带，助力《春之祭》的表意过程摆脱偏执的一元思维束缚，在难以言表的现代性氛围中，依然能够以从容、自由的姿态，展开一场关于生命价值的叩问。
三、视域融合与生命救赎
美学家斯托洛维奇在谈到艺术的补偿功能时曾说道：“艺术形象是想象和幻想的产物，我们看到，它对人产生的思想——情感作用，有时候甚至比直接围绕人的生活现象的作用更强烈。艺术的这种特征使它有可能补充人在其必然有限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时间中的不足，通过想象对许多需要的满足作出补偿。”（斯托洛维奇.滕守尧译.艺术活动的功能[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126.）艺术创造的虚幻世界通过虚构手法唤起极为真实的体验，不仅能再现现实，还能填补我们生活经历的空白，并在多样化的倾向中发挥独特作用，为现实提供指引。无论是舞蹈还是诗歌，它们时而成为排忧解闷的避风港，宛如世外桃源；时而化作百般抚慰的红颜知己，犹如疗愈身心的灵丹妙药。
百余年前，尼金斯基凭借其与众不同的独特身姿，诠释了“斯拉夫仪式”文化背后的人性世界，以其令人叹为观止的技艺和无畏的胆识，挑战权威，掀起了一场直指人性本真的“舞蹈革命”。就文化背景而言，工业文明侵染了人们的精神，尼采大喊“上帝已死”，西方人陷入了精神危机之中。尼金斯基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形式，唤醒人们对精神空虚和迷茫的警觉。2025年，江苏大剧院的舞台上，重新演绎的《春之祭》再次以舞蹈艺术之名，通过完全自我的表达方式，构建了与我们的心灵和情感紧密相连的诗意空间，在体现艺术理想的过程中，弥补生活经验中的局限，慰籍现实对抗中的伤痕。
随着一声汽笛的轰鸣，三角形的平台宛若一列开往现代文明的列车，承载着无数怀揣梦想的青年，从故土出发，踏上追寻真理的征途。当所有舞者汇聚于舞台中心的三角形台面，于收放自如间感受音乐韵律的脉动时，表演的场域在身体与时空的对话中，化身为文化与现实交汇点的隐喻。艺术家们竭力打破常规，在时代的洪流中直面困境，凭借坚定的信念与执着的精神，实现自我超越。而当平台缓缓转动，众人静默远眺、缓缓移动，这片空间瞬间幻化成渡船的象征。在文化浩瀚的海洋中，艺术家们犹如航海者，驾驭着这艘满载坚定信念与崇高理想的航船，即便历经风雨洗礼，依然勇往直前。这些洋溢着本真性和独特性的艺术表现，既源自创作主体对个人经验的深刻挖掘，又融入了对普遍情感的精妙思考。具体与抽象的和谐交融、情感与精神的深切慰藉，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巧妙弥合，构成了创作主体在宏大叙事中探寻微观世界、批判现实、寻求心灵救赎的独特路径。
当往昔艺术家所遭遇的困境、焦虑与冲突在舞台上重新点燃，象征性地映射到每一位观众的心中，审美感知便能超越艺术的表层，触及生命的本质……这一切，引导观众超越尼金斯基的《春之祭》及其以往各种演绎版本的既定印象，以及那些已经融入自我的文本，共同踏上眼前这艘“理想的渡船”。“今天，我们沿途而来，青年的身影化作先驱的背影，但他们和我们深知，这片文明的沃土必将迎来更璀璨的春天在前方绽放……”无论在他们的时代，还是在我们的时代，每个人心中都存有怀疑与迷茫，亦怀揣理想与希望。在这版《春之祭》的舞台上，艺术家们以舞蹈为媒介，不仅展现了过去与现在的交织，更触及了人类共有的情感与命运。每一次舞步的跃动，都是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探寻；每一次身体的延展，都是对精神世界的无尽追索。观众在艺术家身体的表达中，窥见了自己的影子，感受到共鸣与慰藉。
结 语
《红楼梦》与《春之祭》，这两部由江苏大剧院精心打造的舞蹈力作，均以经典文本为母题或范式进行改编。在同题创作的框架内，我们不仅见证了舞蹈创作者对原著精神内涵的尊重与保留，更体会到他们在转义、解构及创生过程中，对彰显个人风格印记的不懈追求。从美学视角审视，引入并接纳主体精神的反思性观念与视角，拓宽了艺术表现的无限可能；从发展层面来看，借鉴并汲取传统文化的历史感与意象，实现了与当代中国现实的有机对接。无论是空间维度的考量，还是时间意向的诠释，当代中国舞蹈对文化记忆的现代解读实践，充分彰显了其在现代化与民族化进程中的文化自觉与本土价值。这无疑是中国舞蹈走向成功、迈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徜徉在这片文明的沃土，聆听那源自历史深处的悠远回响，敞开胸怀迎接即将到来的更加璀璨的春天，实乃幸甚至哉！
作者简介
夏静，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