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德胜
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摄影金像奖得主，常州大学特聘教授、厦门华光摄影艺术学院兼职教授。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常州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在50年的摄影生涯中，汤德胜扎根基层，走遍各地，时刻关注普通百姓生活，拍摄了大量记录群众生活、反映百姓情怀的优秀作品。作品两次荣获国家摄影最高奖项“金像奖”，有160幅作品在国家级展览中入选、获奖。多次应邀赴日本、泰国、新加坡、罗马尼亚、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以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举办“汤德胜摄影作品个展”。出版个人作品摄影集《抗洪救灾》《江南水乡人家》《初涉人生》《狂野非洲》《知青一穿越时间的重量》《中国大运河》《三寸金莲》等10余部。
《点红》摄于1983年春节前夕
《江南育珠姑娘》摄于1973年
记录真实是温暖的坚守
汤德胜
穿过魏村镇的新云和水泥大桥，前行一百多米，可以看到一条石板铺就的仅有三四米宽的市街，两侧是排列有序的老式店铺。我的家——也是我最初的摄影学校——“魏村照相”就坐落在这条街的中心部。这条市街在我印象里就像电影布景一样定格在上个世纪，便是在这曾经繁华的市街背后，我从日常琐碎镜像中寻找奇迹，留下一卷卷脱匣的胶片。
《家常菜》摄于1980年
“涉”影缘起
我家祖辈都是开照相馆的，因此我从孩提时代就开始接触摄影了。台湾的叔叔汤思泮是一位资深摄影家，正是叔父从小对我的耳濡目染，为我70年代初的摄影奠定了基础，是他告诉我：真正的摄影要追求个性，还要坚持和体现自己有个性的东西，更要形成自己的体系。1987年的时候我和叔父在深圳还有一次密会，我们深夜畅谈直至凌晨，那一晚于我来说胜读十年书。也就在那一晚，叔父将他这么多年的摄影创作经验和理念都交给了我，他告诉我，没有思想的作品就没有生命，你都没有被自己的作品感动，别人又怎么会因你的作品而感动呢？而在以后摄影创作的日子里，我更是将叔父的这种理念融入我的血液里，并不断地消化。在我看来，艺术的延伸，家教和祖传都很有必要，是叔父从小对我的言传身教，让我明白一个摄影家不仅不能走老路，还要不断地超越自我、征服自我，要明白他人的批判对我是大有裨益的。
《千年古运河穿城而过》摄于1980年
摄影情“劫”
我的人生曾经历了两次不同范围的批判，也正因为这两次的批判，让我迟迟不敢拿出底片。压在底片上头的，是过世母亲的遗训和我的心有余悸。第一次发生在1960年的部队，我回家探亲，在江边上看见母鸡领一群小鸡浩浩荡荡前行，走到草房子边，一束光心领神会地打在鸡群身上，当时的我没有吝啬手里的快门。照片洗出来，被定性为修正思想。幸好有部队领导相救，要求部队里不搞“文革”，才躲过一劫。第二次声势浩大，1986年，我在外国画册里找了幅裸照，对着台灯翻拍，起名《太阳与人》。这张照片使我在1987年夺得中国摄影大赛金奖，却挑战了当时人们的道德观、审美观。当时全国大小报纸都在批判，有人把报纸从门缝里塞进我家。我母亲知道了，从老家赶来，在我面前突然跪下，要我收起相机跟她回家种田。后来我母亲走了，留下遗训，“不要强出风头，底片放在家里，若干年后再说。”但是我从10岁就开始玩相机，相机早就融入我的人生，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岂能说放下就放下？当时的友人都劝我就玩玩摄影别再冒险了，而我并没有被当时各大报纸对我的批判打倒，因为我知道摄影会在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我当时想做的，就是在这日趋名利化的摄影界一石激起千层浪，让当时日趋单调的摄影手法得到改善，更要让当时摄影界的人士明白创新的重要性。
2008年汤德胜在汶川地震现场拍摄
时代“记”者
很多人都问过我是不是一名记者，我不是。我是一名记录的行者。正因为我不是记者，我才能不带着目的去拍摄，立足于平民、立足于草根。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只要你心里装着老百姓，老百姓也不会忘记你。因为不是记者，我在当时那个年代并不受任何政治机构的束缚，更有别于宣传。当时的我，拍的都不是典型人物，更多的是很普通的平民老百姓，也正因为立足于群众、立足于百姓，我的照片也更为得详实与厚重。在那个时代，也有人在拍，可很多人留下的作品都无法打动人那是因为他们受到利益的驱使，更因为带着目的去摄影而使得作品千篇一律，让人觉得肉麻。我从来都不曾真正从事过新闻工作，而是作为朋友在始终如一地拍摄知青的画面。保持朋友的位置，使得我有机会拍到了普通新闻摄影师所不能拍到的画面，在那个年代，我拍摄了一些上了年纪的知青们饱含情感回忆当年岁月时的肖像，以及那些从未离开农村的留守知青的生活状态，这些照片都在不断丰富着知青的历史。
70年代的汤德胜在拍摄运河
影像“真”理
在摄影的过程里，我遇到了许多的问题，包括时间、费用以及设备上的种种困难，但我都一一克服了。我用全部的热情与能量，固定下了一张张理想的画面，更在无意识中寻找创作的可能，捕捉个性化的人物和私密生活的片段，挖掘人物的内心。也正因为如此，我的的影语言便有了属于我自己的风格，丰富的情感以及丰厚的解读。我非常喜欢利用这台相机可以拍摄不同情况下光线以及可以设置前景模糊的优势，同时我也从来没有考虑摄影大师布列松所倡导的“瞬间的决定”的理念，我更喜欢利用很多的时间，去考虑模特们的姿势、画面的构图、明暗光线的运用等等因素，只有一切都准备妥当才会按下快门，所有这些需要考虑的因素和我所要拍摄的人物事物同等重要。当我也因此感到遗憾，正因为我如此地在乎拍摄中的各式问题，让我错过了很多优秀的人和景。我常常喜欢跳出当时那个时代标准的审美，用自己的温情和对拍摄者的尊重去拍摄。我其他同辈的摄影师一样，没有受到过西方摄影的熏陶，杜瓦诺和布列松的经典对我来说从不存在。因此，我的风格也按照我叔父对我的教导，自然而然地形成一派了。
《扫盲班的学生》摄于1969年
如今的中国摄影界，不少的人都沾染上了浮躁的情绪，这要不得。从创作到制作，我们都应该带着认真的态度去做。从知青运动，到大运河，我带着一颗虔诚的心用手中的相机将中国的每一个阶段都记录了下来，我只想将最真实的影像史料留给我们的后人。在当今城市都市化的进程背后，一些城市特有的人文色彩和传统特质正在被千人一面的繁华所取代，我不希望城市被“格式化”。我认为社会良心和历史责任是一个摄影人的职业道德。
《古纤道赶集场》摄于1969年
《放养鸭群》摄于1981年
各眼各言之汤德胜
汤德胜先生的作品体现了时间的重量和真实的态度。在他的摄影作品中，我可以看到人的情绪，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精神面貌。譬如他的知青系列，年代跨度虽然不是很长，但是截取的历史片段却是“稀缺”得几乎不会再能看到了。我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着他，可以花这么大的工夫追随拍摄主人公的当时与现在，这样的主题太珍贵了，因为没有什么会比这样的记录影像来得更真实了。我佩服汤德胜先生的朴实与严谨的摄影态度。
——法国巴黎摄影艺术学院院长皮埃尔·伊夫·马赫
我有幸受邀参加了两次汤德胜先生的家宴，由此也更有幸得以参观了他家里的“宝库”：整整一层楼的三四个房间，都是他的作品和底片。我真的很惊叹，他的底片竟然会保存得那么多，时代跨度至少有半个世纪，而且大部分还保存得那么好。我曾经问过他，为何要这般细致留存？当我看到他拍的汶川照片、三寸金莲系列，实在找不到言语形容他记录每一次动荡或者历史缩影的那一份认真。他质朴的回答让我心生敬重，他说这是自己的责任，记录真实，让更多的人看到。
——美国休斯敦摄影艺术节主席鲍德温
一位摄影家能为当代记录，在我看来就是最了不起，汤德胜就是这样的人。我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时下社会的浮躁气息，我很好奇他给我的感觉为何总是与“认真”有关。我在观看了去年常州的“大运河”展之后亲自找来探望了汤德胜老师，我受他影展的启发很大，想邀请他可以为大运河拍摄一部纪录片，让常州的“大运河”在申请非遗之后可以真正地“流动”起来，流向世界各地。
——台湾金马摄影制片厂韩轶
很早认识了小汤，大概是在1970年吧。小汤是个人才，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所谓三分天智，七分努力。小汤是个得奖专业户，以前我看到他拿出来的大多是风光和反映普通老百姓生活的片子，他的纪实作品我也是最近才看到的，我到过小汤的家里，看到满满十几箱的底片，真是太惊人了！小汤有心，据说他还有好多纪实的片子有待发表，纪实摄影记什么？就是记时代、记历史、记社会生活，我希望小汤的知青专题还要做下去，也想告诉有志于纪实摄影的朋友们，纪实摄影就是简单的三段式：记什么？怎么记？为什么记？
——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袁毅平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一个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外国人，会对汤德胜的这个专题感兴趣？我觉得作为一个策展人不应该是个批评家，策展人应该有自己的思维和惯性。相对历史长河，知青其实是一段比较短的历史，我在挑选这部分片子的过程中，慢慢地可以看出，这些片子不是简简单单就能拍摄出来的，这里有很多的复杂性，也有很多很私人的情感。这次策展，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机会，让我能更多地了解中国，我想让当代年青人能够了解到这段历史。我最钦佩汤德胜的是，他和他的“模特”没有距离感，他和他们之间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友好关系。
——法国独立策展人黎静
杜甫诗中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无数的生命诞生，曾经风华正茂，而又消失殆尽了，长江水却一如既往的流动着。如同运河。对艺术家、摄影家来说，如同艺术。作为一名数十年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见证者，我认为，这才是汤德胜摄影中的重中之重。有人会说看不到一幅摄影惊鸿一瞥，但这些摄影跨越了50多年，见证了整个新中国到现代中国几经磨难的时代，因此它们不是昙花一现的艺术呈现。我不得不说，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社会结构的脆弱，像汤德胜这样保持永不妥协的艺术美学家为数甚少，他势必作为一名此类精神典范，告诉我们：艺术的价值或许不是从信息的抉择中获取——“人人成名于15分钟”，而是从尝试、保存、重试、再选择中获得内在意义。这种成就需要穿越时间，穿透人生。
——北京798创始人黄锐
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在各种复杂因素交织的情况下，汤德胜先生坚持用他的镜头不断地记录着。他的作品有传统的美学功底，也有自己对生活，对理想的追求。特别是那张“回城风波”，让我印象深刻，感慨万千。在大量的集体主义画像前，表现个人悲欢的影像不多，而汤德胜能敏锐地发现、捕捉到这一瞬间。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理念：摄影，本身是什么？摄影已全面走向数字时代，但结晶于汤德胜的胶片上的有关知青、大运河的无数银盐影像，不会因为技术的飞快演进而失去其重要的历史价值。相反，越是数字化全面进占影像获取与生产领域，人们越是会珍惜那些由知青、大运河之光所结成之银盐影像。
——复旦大学教授顾铮
汤德胜的记录了50年大运河影像，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这是“活着的”，流动的重要人类遗产。汤德胜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用镜头记录两岸的人文活动，在汤德胜的心灵深处，运河是哺育两岸文明的乳汁，所以在他的记录表象上，采用了非常理想的唯美主义表达方式。这些图像如同“影像炼金术”般，出来的都是“光彩照人”。将一帧帧的照片连在一起，就像一幕幕的话剧，很好看。这是一个时期的历史符号，而我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符号记录，是不能割裂的劣势的缩影。
我很佩服汤德胜先生的文化情缘，去年他完成了“知青——穿越时间的重量”的摄影展览，他将时代的记忆，用摄影的艺术形式呈现给观众，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今年，他又拿出了大运河的展览，这两部展览，都是他30多年来的影像心智的结晶，可以说是他生命中的酸甜苦辣的体验，也是他艺术生命的两部鸿篇巨制，是他50多年来用镜头书写的两部影像“史记”，其份量不但在他的心中是沉甸甸的，在中国乃至世界也是弥足珍贵的。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副主席、秘书长霍玮
《看阿爸捕鱼》摄于1973年
很高兴能参与这次展览。本人就在第一批上山下乡的队伍中，在农村待了七年，尝遍了各种酸甜苦辣，甚至有些东西都不想再去回忆。这次看到汤先生的作品，让我感触很深，因为汤德胜先生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现象，我很愿意以后能带着孩子来一起看看。我认为有个人经验的历史，才能是具象的、有质感的，这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因此，我建议汤德胜先生将知青展办到北京去，这会让走过那特殊年代的人都有共鸣。
——《摄影与摄像》总编温宁
《最后的小脚》摄于1979年
这次展览和作品画册，我认为是我国摄影界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次展览最难能可贵的特点就是作品的完整性。从摄影角度来讲，这是一篇大型的长篇的摄影影像报告，它的作用完全可以与长篇报告文学相媲美。汤德胜是一位有爱的，有深厚功底的摄影家，他能够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表现手法是当时我国摄影界通行的方法，但又能看到作者的个性，我很期待，他有更多有厚度的专题面世。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主席胡颖
1991年汤德胜在抗洪救灾第一线抢拍现场
汤德胜的作品有深深的时代烙印，特定的时代总会有特定的语言，特定的美学特征。这些影像中的语境、语态，让我看到作者总是在捕捉光影，精心构图，摄影的发展决定着摄影语言真实的重要性，我所看到的一些“摆拍”其实是与摄影人无关的。另外，我觉得这个专题还没做完，还有很多可做的功课和文章。知青中有很多有力量的英雄，他们坚强的人格，值得我们继续去关注，关注知青的命运，其实就是摄影人拥有的一大笔影像财富。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杨恩璞
《救出最后一人》摄于1991年
我的好友邀请我到常州来看展览，我知道他们强强联手做的展览，一定会很有趣。展览当天，确实让我感到了一种震撼。我参加过无数次的个展，从来没有哪一位能像汤德胜先生这样，明星似的受到大家的追捧。因为我看到好多观众还没进场，就已经动容。汤先生的影像是历史的沉淀，也是对历史影像的补充。我们捷克也有类似的摄影家，他们记录了很多东欧的巨变，我希望捷克和常州的摄影师能做一次联合展览，让更多的人看到，有这样的摄影师在记录着历史，记录着社会的进程。
——捷克驻华大使利泊·塞什卡
《水上放映员》摄于1971年
汤德胜先生不是专业新闻摄影记者，也不是商业摄影从业者，而是一位影像生产者和摄影文化工作者的杰出代表。他的这些影像是一种集体的记忆，唯有亲身经历者才能拍出如此忠实的影像。民族的集体记忆要通过各种仪式让人参与其中，从而保留历史的记忆，汤德胜的工作正是如此，我想我们的摄影工作者要不断地反思和重构的工作，从而完善记忆。
——扬州大学摄影系主任杨建
《班长的号令》摄于1970年
小时候我家的小屋里就住着一位知青，所以我对知青的生活是有感知的。这次汤德胜的展览让我又对这次历史又做了一部分研究，抱着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反省之心，我们重新来看这段历史，这些影像记录是完整的，是有包容性的，人性是共通的，我们必须对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摄影人作出相对客观公允的评价，爱国、爱家、爱人这是汤德胜一生贯之的，从他的影像中我们也能完全感受得到。
——摄影理论家孙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