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画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特定历史和文化情境下产生的艺术形式，并作为新中国群众文化工作体系的一部分逐渐兴起，在社会变迁中完成了三次大的“变相”，依次成就了农民画的“三种模式”：束鹿、邳县模式，户县模式和金山模式。从中国农民画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机制来看，其不属于原发性民间艺术，郑土友在《中国农民画考察》一书中指出：“新中国政权文化政策、文化运作机制是农民画的原动力，是主流意识形态力量对民间文化的扶植和干预”。作为农民画活动组织者的各级党委、政府文化部门（如文联、文化馆、展览馆）和作为辅导者的美术界知识精英，以及作为创作主体的农民共同塑造、发展了农民画，这使得农民画具有亚民间文化的属性，正如郎绍君在《论中国农民画》一文中所说：“中国农民画是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交互作用（通过辅导中介）的产物，是一种亚民间文化”。因此，农民画既不断被主流文化所打造，但同时依然具有民间文化品格，彰显出传统民间美术的特点。

中国农民画的发展始终在组织者、辅导者和农民画家三者的互动下展开，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三者此消彼长，至20世纪90年代，金山农民画成为中国农民画艺术形式的典范，形成了具有“民间风格”的农民画模式。1988年，文化部正式命名45个“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此后，农民画的“民间风格”形态逐渐成为全国各地农民画的主流模式并发展至今。这样一种发展模式逐渐形成创作惯性，推动各画乡产生了一批具有各地特色的经典作品和典型样式，但在形成典型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固化了农民画的形式与内容，弱化了其民间艺术属性。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一是农民画的主题、内容以及审美风格的形成必然受到当时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是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产物；二是组织者和辅导者在参与农民画创作、评介、宣传时习惯将农民画与主流文化、精英艺术加以区分、并划清界限，这导致一定程度限定了农民画的题材、造型、构图与色彩的可能性；三是这样一种“民间风格”的面貌，依然是经过了文化精英剪裁与改造后的结果。

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呈现新的图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时代，中国农民画如何发展是每一位参与其中者需要思考的时代课题。笔者认为，回归与融合将是其发展道路上的应有之义。

回归，指的是在农民画辅导、创作过程中进一步回归、挖掘优秀民间美术传统，观照其民间文化属性。首先，应充分尊重并运用民间艺术创作规律与方式。民间美术创作呈现出高度的主观性、随意性和自由性，往往“目无法度”、“以我为中心”，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无拘无束、随意率真。这样一种创作方式反映在构图上是视角的不断移动，超越焦点透视和散点透视的表现限度，在内容和形象上则更多是对事物的“概念再现”，同时色彩运用也更加大胆，这些都有利于打破旧有陈规，跳出“辅导”的框架，产生新的绘画语汇与审美效果。因此，代表主流文化的组织者和辅导者应为农民画家积极营造这样的创作氛围，引导他们回归民间美术的这种创作天性。其次，应回归更广泛的民间绘画传统，在历史维度中考察、挖掘农民画的审美基因。总体来看，当下农民画构图饱满、色彩鲜艳明快、人物形象简练夸张的特点符合民间美术特征，但正如上文指出的，农民画风格的形成一定程度受到历史因素影响和主流文化的剪裁，如“大跃进”时期极度延展了夸张的表现手法，而那些特写的人物形象则不可避免地受“红光亮”、“高大全”等“文革”美术模式的形塑，美术精英们则根据各自的偏好对民间艺人进行选择性辅导。在这种过程中，必然有不少历史长河中民间绘画领域的审美因素被遗漏或忽视，我们不应停留在对现有农民画审美风格的总结，而应充分审视这一审美风格形成的过程和机制，同时将目光投向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丰富而灿烂的民间美术（如年画、剪纸、刺绣、彩塑、印染、壁画、唐卡、纸马、灶头画、道教绘画等），从中汲取养分，扩展农民画的表现手法，挖掘其深层的民间艺术审美品格。

虽然农民画是一种被主流文化所打造出来的艺术形式，但其当下发展却呈现出一种与时代、与生活、与其他艺术门类自发进行融合的特征，而不仅仅是“被打造”，这恰恰又体现出其民间文化属性。当前，传统社会结构变迁，具有礼俗社会、熟人社会性质的乡土社会进入到移风易俗的现代社会，城乡融合发展更充分，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及需求都极大提高，农民画创作主体也由单纯农民群体扩展到各级文化馆、中小学美术教师，甚至高校或画院专业美术工作者，亚民间文化属性的农民画也由此随着乡土环境同步开放，共同进步，让这种融合成为必然。融合首先体现在，画什么和怎么画方面完全来源于人们对生活的体验与感悟。通过画笔再现生活场景，表达情感。一方面是重视民俗，通过对传统习俗的再现，勾起人们的乡愁记忆，守护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则是对新民俗、新游艺、新生活方式的热情描绘。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农民画则首当其冲成为表现这一主题的艺术形式，这种对美好生活、美丽乡村的勾画，也丰富了农民画的题材与内容。其次，则是在审美风格、创作技法方面与中国画、油画、当代艺术等中西方精英艺术的融合。这种与精英艺术的融合就是民间艺术的“雅化”过程，是其自身所蕴含的属性和发展规律，主要包括文化精英采用民间艺术题材进行创作和民间艺人主动向雅文化靠拢，模仿精英艺术两种模式，农民画也不例外。这种融合有利于打破精英艺术与民间艺术的壁垒，消解精英与大众的区别，突破农民画的边界，让其在和其他艺术门类相互碰撞、吸收、融合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审美范式。

自1955年第一幅农民画《老牛告状》的产生到今天不过70余年，可以说中国农民画是一门年轻的艺术，充满了朝气。但同时，当我们对其溯源，窥见的又是其深厚的民间美术传统。农民画虽被主流文化所打造，但其本身所具有的传统民间美术审美意识又往往冲破某些局限，传达出属于民间艺术的审美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这成为农民画继续向前发展的根本遵循。农民画组织者、辅导者和创作者应根植传统、借鉴传统、赓续传统，紧跟时代、融入时代、反映时代，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在回归与融合中展现中国农民画的新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