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地域文化与“彭城画派”的构建
文/张尊军
艺术与地理密不可分。流派的形成基于风格、地域、艺术思想、师承等前提条件，而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风格、艺术思想的产生无一不是受地域影响的结果。因此任何一种风格流派首先是基于地域基础上的划分，然后才是风格、艺术思想的差异。笔者拟以文化认同概念为理论依据，以“彭城画派”这一地方性艺术流派为研究对象，分析“彭城画派”文化认同现状，并基于探讨传承策略，以期为“彭城画派”的培育提供建设性路径。
一、徐州地域文化特征
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地域文化一般具备以下四个特征：第一，鲜明的地域性。它在相对稳定的地域环境下形成，受地理环境制约。第二，文化外观与内涵上的特殊性。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众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特定地域的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因而与其他地域文化有明显区别。第三，比较完整的体系。它的构成是全面系统的，涵盖该地域的各个层面，而不是个别特殊的文化现象。第四，文化特征基本稳定。经过长期的孕育、发展、完善，其文化特征一经形成，就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积淀于地域文化深层的文化个性和遗传基因，持久地发挥作用，影响和规范该地域人们的价值观念、性格特征、风俗习惯等，在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中，较长时间保留着这些基本特征。
纵观徐州地域文化，上述地域文化的四个基本特征都兼而有之：
一是雄秀兼备的包容文化特质。徐州是东西南北五省通衢要道，是中原地区的核心地带，是淮海地区的中心。这里地处平原，紧邻黄河，属北温带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分明，适宜生存和农业生产，是传统农业的主产区。五省通衢的重要位置和丰富的山水资源，不仅使之成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而且也促进了各种信息和文化、经济的交融。这里与孔孟故里为邻，儒家文以载道、中庸和谐的思想对徐州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徐州文化包容性很强，具有雄秀兼备的文化特质。
二是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特质。徐州最早的称谓源于上古时期的“九州”之一。徐州古称彭城，源于四千多年前的古大彭氏国，黄帝六世孙彭祖因“善斟雉羹”侍帝尧而受封于彭地（今徐州），建大彭国。彭祖是中国最早的史学家、哲学家，是世界上第一位文化名人，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最多、贡献最大、声名不朽的杰出代表。正如毛泽东所言“彭祖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同时他也是中国第一位长寿之人、第一位养生家，还是与舜齐名的政治家、卓有功勋的军事家、令孔子自愧弗如的教育家。他创造了集中国古文字文化、哲学文化、和谐文化、伦理行为文化、人体生命文化、养生益寿文化、饮食烹饪文化和导引武术文化等多种文化于一体的彭祖文化。其实当时的大彭国，只是古徐国区域的一座城邑。大彭国于殷末被灭。推究文化渊源，徐州远古文明，就是土著的东夷文化与西来的中原文化融合。东夷氏族部落又称徐夷，繁衍生息在淮河、泗水流域，早在尧舜时代东夷氏族皋陶就是掌管刑法的大臣。皋陶之子伯益又是辅助大禹治水的有功之臣。夏朝建立后，伯益之子若木受封为古徐国的开国之君。因仁义爱民厌战而失国的徐偃王为古徐国第32代国君。古徐国历经夏商周三代，历时1600余年。古徐国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徐文化，形成了淳朴仁义的徐国民风。后来徐州成为西楚霸王的国都和汉高祖刘邦的故里，又是道教始祖张道陵的故里，成为历史上中国汉文化的发祥地和集萃地及中国道教文化的发源地。楚风汉韵，汉风道韵，给徐州抹上了楚汉文化、道教文化的浓墨重彩。汉墓、汉画石、汉兵马俑并称“汉代三绝”。有史学家提出“明清看北京，先秦看西安，两汉看徐州”的观点。徐州因其丰富而独特的两汉艺术资源而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三是相对完整的人文特质。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地域文化更是与地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这个道理。徐州是江苏省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座历史文化厚重的文化名城。历史景观与人文景观都兼而有之。诸如一代霸王项羽的戏马台，一诺千金、生死不渝的季子挂剑台，重情重义的艺人关盼盼的燕子楼，与徐州太守苏东坡有关的苏堤、云龙山放鹤亭、云龙湖等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客居徐州多年，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历史悠久的徐州，民间文艺土壤格外深厚而肥沃。这里有耀眼的“汉代三绝”，有拙朴而生动的剪纸艺术和泥塑玩具，有美轮美奂的糖人供和吹糖人，有大鼓、渔鼓、扬琴、梆子、柳琴、坠子等多种民间戏曲。徐州作为文化昌明之地，其独有的徐文化、彭祖文化、楚汉文化、农耕文化、军事文化、山水文化、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和民俗文化以及宋、明清文化、现代情义文化等文化因子，塑造了徐州人敦厚朴实、耿直坚韧的性格，徐州人既崇文尚武、重情重义，又务实通变、敢作敢为。
四是深厚的书画艺术底蕴特质。中国最早文字甲骨文的发明者是商代的巫师，彭祖是商王智囊团中发明甲骨文的重要成员，任商王“守藏史”。相传隶书始祖秦朝狱吏程邈为东海郡下邳（今江苏邳州）人。程邈，字元岑，秦代书法家。据传他首先将篆书改革为隶书。而西汉国相丰县人萧何是宫廷榜书（署书）始祖。中国第一幅榜书作品是西汉未央宫匾额，由西汉开国丞相萧何题写。明费瀛《大书长语·署书》曰：“秦废古文，书存八体，其曰署书者，以大字题署宫殿匾额也。汉高帝未央宫前殿成，命萧何题额覃思三月，乃以秃笔构隶体书之，时谓萧籀。又题苍龙、白虎二观。此署书之始也。”元郑杓《衍极》卷四《古学篇》刘有定注：“萧何作未央宫，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水。何用秃笔书，时谓之‘萧籀’”。以民初书法大家张伯英为首的“彭城书派”更是将徐州的书法水平彰显尽致。徐州由五千年前的古陶彩绘起步，经历先秦青铜熔铸、汉画像石雕镂、汉碑唐幢宋帖明画清卷的层层演进，直到20世纪形成以出生在徐州的刘开渠、李可染、朱德群等为代表的近现代徐州籍艺术家流派。同时，徐州汉画像石已成为徐州一张传承千年文化的历史“名片”。作为一种富有特质的美术作品，汉画像石包含了太多的可资借鉴的元素。书画同源。从广义上说，书法史是美术史的一个分支，而书法亦是画派的一个方面。“彭城画派”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其中不仅包括绘画，而且涵盖书法等艺术。进入20世纪以来，以书法为引领，徐州不仅打造了“新彭城书派”， 徐州现在共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180余名, 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800余名，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青年为主体力量的创作群体，向着集团化、学者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向迈进。徐州书法南北兼济，碑帖相融、虽各成面目，但逐步形成了雄浑、厚重、恣肆、昂扬的地域书风特征，徐州成为首批“中国书法名城”，而且涌现出了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书画领军人物，为“彭城画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彭城画派”的构建
纵观中外美术史，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某个区域内会有一些画家对绘画产生相近的观念。其作品风格可能大同小异，也可能大相庭径，但这不影响到这些画家群在题材选择、表达方式及情感的抒发上连结成内在的共通，这种整体的绘画倾向，可谓“画派”。 十多年来，中国画坛掀起了“画派”打造热。就江苏而言，南京的“金陵画派”、苏州的“吴门画派” “太湖画派”、扬州的“扬州画派”、 镇江的“镇江画派”均在全力造势，业已形成。古彭徐州在江苏“吴韵汉风”中占有半壁江山，提出打造“彭城画派”， 正是适逢其时，大有作为。当然，对于画派的打造，争议较多，有人认为，画派不是随便打造的。但徐州的地域优势、人文优势、历史底蕴、文化传承等诸多方面因素，特别近年来“书画徐州”的有效实践，已经证明“彭城画派”已逐渐进入人们的关注视野，并成为徐州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一是“彭城画派”现象不容忽视。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主任、《中国美术馆》杂志执行副主编徐沛君，在评述“彭城画派”的现象时说，徐州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这么多的艺术家，走出这么多的艺术家，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环境，一个是人文环境。徐州处在南北交接地带，向南是吴文化，向北是齐鲁文化，向西与中原文化有联系，中原文化又是中国文化的摇篮，这样一来就显示出一种兼容并包的趋势。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说，凡是处于不同文化交接的地方，文学和艺术都比较活跃，徐州恰好就处在这样一个位置。徐州艺术家本身接触的教育都是兼容并包的，视野是宽广的。“兼容并包”与“视野广阔”正是彭城画派艺术风格形成的基因。这一基因从汉代到今天，接续不断，而诞生在这块厚土上的“彭城画派”的画家们，其艺术风格也便一脉相承。江苏省文旅厅原副厅长、著名画家高云指出：“徐州能出这么多画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我认为徐州是交通枢纽地区，文化的交融使徐州形成了一种开放包容大气的人文环境。这种人文环境，对人的成长是极其有利的。在这种情形下，培树‘彭城画派’是有根据的，因为它凭借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众多的艺术家，为‘彭城画派’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所以说，今天徐州提出构建‘彭城画派’，正当其时”。
二是“彭城画派”名副其实。按照美术界的传统说法，要有资格被称为“画派”，起码应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第一，相同或相近的地域性。第二，有能在艺术史上影响深远的标杆式领军人物；第三，前后相承的艺术思想或艺术主张。第四，在相同或相近的艺术思想基础上形成风格相近的画风。第五，从艺术史来看，“画派”是后人对前代画家的评定，而非活着的人自我标榜。
从上面的五个条件来看，“彭城画派”名正言顺。仅从“李可染暨‘彭城画派’书画作品展”推出的徐州籍画家而言，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足以使“彭城画派”名震四方。若以传统划法来界定“彭城画派”，可能会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提出“彭城画派”并非无据可依，无证可寻。
首先，“彭城画派”的画家群体都有相同地域；其次，这一画派已有能在艺术史上影响深远的标杆式领军人物——李可染先生；再者，他们拥有大致相同的价值取向与艺术风格。当代著名工笔画大师喻继高先生说，界定“彭城画派”要有领军人物，因为这个领军人物很重要，一个画派的形成，大家就把它当作一个旗帜来学习。无疑，开创了中国山水画新里程碑的一代宗师李可染先生是众望所归的“彭城画派”的领军人物。李可染是地地道道的徐州人，他的故居就在离彭城书院百米之外的广大巷。李可染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国画大师，是20世纪中国文化复兴在美术界的一代托命之人，是当今中国画坛以及将来中国画发展取向的革新派中最有成就的一代宗师之一，其独具一格的笔墨特征已经成为中国美术史和绘画史中的一座丰碑。李可染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从事中国画教学和创作工作，后来师从齐白石、黄宾虹，潜心于民族传统绘画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国画界变革的呼声日高，提倡新国画。于是他以造化为师，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精神，屡下江南，万里写生，探索“光”与“墨”的变幻，为中国画发展开辟出一条充满生机的新路。他的国画作品以“黑”“满”“崛”“涩”来彰显，为水墨世界开创出新的格局，将中国画艺术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成为中国美术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以李可染在中国画坛的地位与影响力，推为彭城画派的开创者与领军人物，正是不二之选。不仅如此，李可染的艺术风格与艺术精神对当代的徐州画家影响巨大。很多徐州画家都承认自己的绘画风格、语言、构图等或多或少都曾受到过可染大师的影响。
一个画派的形成不能只有领军人物，既然是“派”，重量级的人物愈多愈好。在徐州可谓群星璀璨，风格一脉相承。
近百年间，徐州籍书画群体令人刮目相看。李兰、张伯英、王子云、朱德群、朱丹、王肇民、王青芳、刘开渠、刘德文等，这些名字都名扬天下，他们对中国美术史艺术和理论实践都有贡献，足以让“彭城画派”光华四射。当前活跃在书画界的徐州籍艺术名家数不胜数。北京有张立辰、程大利、李小可、王为政等，南京有尉天池、喻继高、赵绪成、贺成、李畹、徐培晨等，陕西有江文湛，安徽有郭公达，浙江有马世晓，湖北有朱振庚等。他们都是从徐州走出，在国内有影响的名家，可谓群星璀璨。仍然生活在本土的徐州书画家同样功底深厚，藏龙卧虎。近年来佳作迭出，已有数百件作品应邀赴多国展出，数十件作品获奖，并被国家及江苏省美术馆收藏。
盘点“彭城画派”艺术家们的艺术风格，我们发现无论他们从事的是中国画还是油画、水彩和雕塑，不论他们的艺术行旅有多么遥远，艺术的华盖有多么繁茂，他们汲取艺术养分的根须都深深扎根于养育了他们的故土徐州，血脉里永远奔涌着“大风起兮云飞扬”这样豪放的汁液。故而，他们的艺术风格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取向：豪放、热烈、粗犷、写意。而这一风格渊源于徐州汉代艺术的滋养。徐州汉画像石的艺术表现方式，汉兵马俑的写意手法，无疑是“彭城画派”的艺术滥觞。
三是“彭城画派”实力凸显。近年来，徐州市委市政府高擎建设“书画徐州“的大旗，先后成功在南京举办了“汉风墨韵——李可染暨 ‘彭城画派’书画作品展”，在北京举办了“汉风墨韵——李可染暨 ‘彭城画派’美术作品晋京展”，在上海举办了“汉风墨韵——徐州美术的历史与今天暨‘彭城画派’作品展”，还在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举办“汉风墨韵——李可染暨 ‘彭城画派’书画作品展”。特别是在上海的展览，从挖掘徐州美术历史内涵、梳理徐州美术文脉以及徐州美术在东西美术交流中的特殊地位等方面着手，呈现徐州美术两千余年的文化积淀，展现“彭城画派”的坚守与创新，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是“彭城画派”的精神实质。李可染、张伯英、王子云、王青芳、刘开渠、李可染、王肇民、朱丹、朱德群八位近、现代艺术家，他们在国画、油画、水彩、版画、雕塑、书法理论、艺术考古等多个领域，担负起中国美术民族化的历史使命，并以民族文化的独立姿态创作出了一批具有时代特点和历史意义的艺术作品，与中国美术的发展紧密相连。徐州市美协原主席朱天杰说：“我们希望通过对徐州百年文化轨迹的梳理，寻找人文精神传承关系，增强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力，自觉地构建起徐州地域文化核心价值。”从李可染这位由古彭徐州走向全国，进而走向世界的艺术大师的身上，可以看出诸多“彭城画派”画家们的成功路径，也可以看到彭城书画的精神底蕴。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李可染是公认的黄宾虹以后不争的伟大存在。他的绘画作品风格奇特，中国现代山水画史若没有这位大师，将会是黯然的。不难看出，李可染走上艺术道路，源于徐州无处不在的艺术气息，而作为回馈，李可染又为徐州书画抒写出浓墨重彩的一笔，让古城的色彩更加斑斓。谈及可染大师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人们常常提起他的那句名言：“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而这几可作为所有“彭城画派”画家的座右铭或个性签名。无论是之前的张伯英、王子云、刘开渠，还是之后的王肇民、朱丹、朱德群，他们皆师心而不蹈迹，不落陈套，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京大学教授、博导、美术史评论家翁剑青说，这些“彭城画派”的杰出代表把艺术作为人生寄托，对艺术有着强烈的爱和执着的追求。他们在画中拷问的是生命的意义之所在，以此来达成内心的充实和平和。他们对于艺术的追求超越了功利的思想。在各种政治和物质条件的动荡中，他们始终有着自己的文化追求，在这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对我们后来者的艺术人生和情感体验，有启迪作用。同时“彭城画派”富有现世担当。自李可染、王肇民、刘开渠以来的徐州，艺术人才辈出，文脉不断、香火继起，当前活跃在画坛的徐州籍画家，足以令世人刮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稳坐中国美术史论研究第一把交椅的陈传席；原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工笔花鸟领军人物喻继高；中央美院教授、中国美协理事、写意花鸟画家张立辰；西安中国画院副院长、一级美术师江文湛；江苏省国画院人物画创研室主任、一级美术师贺成；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程大利；安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山水画家郭公达；江苏省花鸟研究会会长，南师大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培晨等等，“徐州籍”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他们实则是“彭城画派”的一个微小缩影。评论家高天民认为，“彭城画派”的艺术家们不仅承传着相同的艺术风格，而且张扬着相同的艺术精神。首先是朴厚强正的气质，这在画家的作品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尤其是可染大师的厚重，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其次是积极进取的精神，徐州画家能够走到今天都是进行了一番拼搏，而且克服了很多困难。
三、“彭城画派”的传承与发展
在当今艺术教育规模化，艺术传播媒介化，审美都市化、时尚化与离散化发展的过程中，区域艺术传统的共同化、共性化已成为一个潮流，区域艺术同质化的问题已成为一个事实，如果没有深厚又特质化的艺术资源，培育画派工作可能更多地是一个愿望。“彭城画派”，目前面临着打造与培育、传承与发展的问题。
（一）培育“彭城画派”的现实意义
一是培育“彭城画派”是培育徐州精神的重要举措。徐州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书画徐州”，培育“彭城画派”。培育“彭城画派”是一项文化工程，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再提升、再提炼、再整合的过程，是徐州文化精神的又一次擦拭。培育“彭城画派”也是一个寻找精神旗帜、培养与树立领军人物、整合发展团队的过程，更是发现价值、培育价值、整合价值、传播价值、实现价值的过程。二是培育“彭城画派”是发展文化艺术产业的一个战略举措。培育“彭城画派”是一项独立的文化艺术资源的挖掘、整理与发现的过程，也是挖掘、发现与整合徐州文化艺术资源的一种有效手段与方式。三是培育“彭城画派”是提高徐州文化软实力的需要。这是创造徐州文化符号，打造徐州文化品牌，是聚合文化艺术要素及市场要素的一支动员令，有利于推动区域文化艺术的影响力，形成区域文化艺术的核心竞争力。
（二）“彭城画派”的传承主要是精神传承
著名画家赵绪成认为：“把李可染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精神作为‘彭城画派’的灵魂，应该要把这种思想观念亮出来”。李可染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既尊重传统又尊重时代，既尊重中国也尊重西方。所以，继承传统，不是技法传承，主要是精神传承。“彭城画派”的当代徐州书画家要不遗余力对可染精神、可染风格、可染品格及徐州本土的文化传统等予以继承与发扬。还要特别关注徐州人的当代生活，表现当代徐州人的精神世界。
（三）培育“彭城画派”的关键举措
一要重视“彭城画派”对徐州文化的研究、梳理与传承作用。重点开展汉画像石、徐州八大家、徐州美术史、徐州艺校四个个案研究；徐州区域文化，特别是楚汉、道教乃至儒家文化对徐州绘画艺术理念、创作、审美心理结构及审美文化取向的影响研究；新时期都市文化及区域时代文化对区域审美文化的影响机制与分析研究。二要重视“彭城画派”在整合徐州文化艺术资源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创造能力。要重视“彭城画派”对徐州文化艺术资源的整合作用。要积极探索政府公共投入与发挥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的新路径，发挥徐州市彭城画派研究会的作用，加强与外地艺术馆的沟通协调，依托江苏师范大学博物馆学术研究力量，开展“彭城画派”理论和徐州美术史研究工作。三要正视市场在价值形成与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要积极发挥徐州艺术品市场和徐州画廊协会在培育“彭城画派”中应有的作用，促进艺术金融产业发展壮大。积极实施“书画徐州”国际化战略，真正让“彭城画派”走出国门。
综上所述，徐州地域文化对“彭城画派”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
（本文系2015年度徐州市社科应用研究重点课题；为方便微信阅读， 略去文章摘要、标注等)
作者简介
张尊军，男，1965年12月出生，江苏丰县人。丰县文联原主席、党组书记。现为人民日报环球人物江苏工作站书画联谊会副会长、徐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苏鲁豫皖接壤地区中青年书画联谊会主席等。系中国书协会员、中国评协会员、江苏省作协会员、江苏省评协会员等。编著出版《乐由心生》《大风逸响》等文学书籍6部。书法作品多次在全国各类书法大展中入展获奖，数十篇书画论文在《中国书画报》《书法导报》《书法报》《搜孤网》等书画核心报刊及网络媒体发表。多年来，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捐助书法作品二百余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