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现在大部分人提到周作人，都认为他做的文章是平和恬静的，但是他见证过中国人民的不幸和悲哀，社会腐朽衰败的状况，后又身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一员，高举“文学改革”之大旗，其早期作品中“浮躁凌厉”的批判社会之气也是不可忽视的。
当时周作人和鲁迅的文章能够又狠又准地击中反动派的痛点，《现代评论》社唐有壬：“他们便一起攻击起来，甚么反革命派呀，反动派呀，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呀，文妖呀，奴才呀，畜生之畜生呀，都是我们的绰号。这一年来的《语丝》《猛进》《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都充满了这种口吻”，“他们有许多机关报纸，而我们只有一个，正是一拳不敌双手，而且他们什么话都骂得出。”
“他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阻拦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手，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子就满够了。”由此可见，周作人以笔为刀枪的战斗力也是不弱的，只是在创作后期由于对革命的失望以及自己中庸的态度，对于政治之事参与甚少，转而更专注于闲适生活了。周作人称自己的精神为绅士鬼和流氓鬼，在30年代的《两个鬼》中他自己评价过说：“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1其绅士的态度往往以闲适风格的作品呈现出来，是温文尔雅的，而其流氓的精神，往往是狂狷肆意、嬉笑怒骂、针砭时弊的。
在《老虎桥杂诗》的题记中，周作人称：“（我）平常喜欢和淡的文字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此即为我喜那‘英国狂生’ 斯威夫德之一理由。”什么是“掐臂见血”的痛感呢？什么作品才算得上是有此种痛感的呢？《育婴刍议》里，周作人谈道：“我有这一种脾气，也就成为一种主张，便是创作以及译述应是为自己的‘即兴’而非为别人的‘应教’……有时又忽然爱好深刻痛切之作，仿佛想把指甲尽力地掐进肉里去，感到苦的痛快。”斯威夫特所创作的一系列政治小册子以及讽刺社会背景的小说，在让读者感受到其对于社会现状的愤懑不满之情，还有一种泣血似的哀切感，有刀割似的效果，切开社会表皮，将一切弊端和情态血淋淋地暴露出来。周作人创作前期的作品，例如《前门遇马队记》《死法》等等也或多或少承袭了这种风格，在其关于文艺评论、文学批评的言论中，也屡次提及过斯威夫特的“冷嘲的利害”，由此可见，斯威夫特的作品对于周作人文章“浮躁凌厉”的一面是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的。
一 作品中“吃人的社会”
周作人在1925年翻译斯威夫特的《婢仆须知抄》里介绍过说自己最喜欢的斯威夫特的译作就是《育婴刍议》（A Modest Proposal）。
十六世纪，爱尔兰成为英国的一个附属国。至十八世纪，虽然爱尔兰有自己的国家议会，但仍然受到英国的严格控制，几乎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英国商人、爱尔兰本国的地主阶层对于普通群众进行剥削和压迫下，残暴的统治、乡绅的巧取豪夺、国家的苛捐杂税使得国内百姓苦不堪言，民不聊生。1728年，因为农业收成连续减产了三年，再加上人口过剩的问题，爱尔兰遭受了罕见的饥荒灾害。然而，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统治者的重点并不是民生问题，而是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工商业的发展。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人口下降是社会财富积累的前提条件和基本原则。因此，统治者对人口问题越来越重视。1729年8月11日，斯威夫特致信蒲柏：“这个国家已经歉收三年，街上爬满了乞丐，即便是好的年景也闹饥荒，此处可谓罪孽深重……这个国家已经无可救药了”，斯威夫特是爱尔兰血统，所以对于故乡的现状多有担忧、不满和愤懑。斯威夫特于同年写下《一个小小的建议：防止爱尔兰穷人的孩子成为其父母及国家负担并使其有利公益》（后被周作人译为《育婴刍议》）（A Modest Proposal for Preventing the Children of poor People in Ireland, from being a Burden to their Parents or Country; and for making them beneficial to the Public）一文。
在《育婴刍议》里，斯威夫特站在“有利于英国统治者”的角度下面对爱尔兰此刻孩童生活难以保障的情况提出“建议”。在这种统治阶级的立场看，爱尔兰穷人的孩子是社会的累赘和负担，是可以用金钱交换的商品，“十二岁以下的男女孩不是可以行销的货色；即使到了年纪，他们的行市也不出三磅……这一点钱对于父母或国家都没有什么用处”，因此统治者必须解决这一包袱。建议者提出为处理社会累赘，可以将穷人家的婴儿卖给富人家当作食物处理——“（婴儿）养到周岁，可以卖给全国内的富贵人家，只需叫母亲们在末一个月里多给小儿乳吃，务使肥胖，好供筵席之用。”这个做法是合理的，因为伦敦早有这一先例：“据在伦敦的一个解事的美国朋友说，一个好好喂养的壮健的周岁小儿是最好吃的，滋补而且有益的食物，无论是炖，烤，烙或煮了吃；我相信这又可以做炸丸子或小炒肉吃”，还可以通过这一做法从孩童总数上减少天主教派的人数，可以增加结婚率。
周作人在翻译《育婴刍议》的时候中国社会处于北洋政府统治后期，人民也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鲁迅在五四前期描写中国状况的时候，一篇《狂人日记》也揭露出当下中国“人吃人”的状态，虽然中国的社会弊端在于底层群众的互相纠缠、社会整体的思想麻木，但是根本上也是由统治阶级日积月累下来的弊端导致的，所以其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还将摆下去，“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到了1924年，女师大的学生因反对校长被予以开除，不断有反动分子挑唆北洋政府严厉压迫大学生群体。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国租借的巡捕对于游行的工人学生开枪，用暴力压制运动，造成多数人员伤亡，此刻中国人却毫无办法，甚至只能像外国人申诉自己遭受的不公，偶尔无用地辩诉几句，反而是不断地向别国洗刷“牺牲者”的“罪名”，被害者向施害者的同伙辩诬，一方面所谓“文人”“政客”大批以牺牲者做文章，从中寻求利益；一方面资本主义互相勾结，先进者无辜枉死，而这种荒唐之事在当下社会竟也是合理的。
二 政治反讽
虽然周作人翻译《育婴刍议》是在1924年的时候，但是斯威夫特对他的影响在更早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最为明显的方面就是反讽的艺术。
“反讽”一词源于古希腊戏剧，戏剧中有一个小丑式的角色Eiron，常常在高明的角色Alazon面前说一些看似无厘头实际上是真理的话。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常常在辩论对手面前装作无知不予辩答，等到对手逻辑出了漏洞之后再进行真理性地反驳。可以说，“反讽”的艺术性在于主体配合荒诞行为或者以荒诞无知的行为使得他人自发思考、质疑并揭示真理，这里的“他人”可以是主体周围的人，也可以是艺术作品的观众。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极具此种艺术性，“狂人”在文中是一个“清醒”的主体，相对于这一主体来说其身边的村民、家人的行为都是荒诞残暴的（即使在文中主体被周围环境视为“无知”的存在），通过这种无能为力的清醒和已成风气的荒唐又激发了读者心中的哀恸，意识反映到封建吃人的本质。
在希腊悲剧中，反讽的意义是与一个在“知”方面处于优越地位的旁观者相联系的。旁观者可以是剧中角色，也可以是观众，他比主人公更了解其骄做天性与神的意志间的矛盾，主人公对自己的命运处于无知无觉状态，而旁观者对主人公的命运却一清二楚。以反讽的典型之作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为例，这里处于旁观者的“知”的优越地位的不仅仅是小说中清醒的配角，当旅店老板配合堂吉诃德演绎“骑士受封赏”的可笑一幕时，对于骑士制度的古板荒唐的反讽得以彰显；同时读者在旁观堂吉诃德的行为举止时往往居于凝视一个脱离时代的人的精神高位，对于他的行为产生根本性的不赞同，所以更加凸显出堂吉诃德无知的“小丑”角色。
斯威夫特的作品以其中绝妙的“反讽”而闻名于世。
在斯威夫特的《育婴刍议》中，建议者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提出一个“公平、全家而可行”的解决方案，实则犀利地指出爱尔兰人民已经贫困到什么地步，社会对底层人民的物化（婴儿按斤两称重贩卖，饲养过程等同于动物养殖）、宗教信仰的冲突（天主教是目前统治阶级最大的敌人）、上层阶级对下层的残酷剥削（佃户、农民被克扣严重食不果腹，没有任何私有财富）。并且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斯威夫特都强调这一计划是在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我诚实的自白，我竭力地提倡这急需的事业，在自己并无一点好处，除了为社会公益以外没有别的目的，所望者只在推广我们的商业，养育小儿，救助贫民，并且给富人供一点儿快乐。”更是以穷极反讽的艺术讽刺了当下英国统治阶级伪善、自负的丑陋面孔，站在自以为是的决策者的角度，提出“良好”的“救赎”建议，导致下层人民生活在更绝望的困境之中。此间特殊的一点在于，斯威夫特的文中除了一个主体之外并无直接冲突的其他的对立面（即没有类似于《狂人日记》中的环境人群、《堂吉诃德》中的旁观人群等群体），叙事主体完全是“建议者”一人，其隐藏的对立面是“统治者”这一与主体处于同一立场的阶层，“旁观者”的身份直接是读者和作者本人。但是这并不妨碍读者从极致残忍的言语中痛定思痛：“当人类道德流失，任何荒诞的事情都可以被归于法律的保护之下，这种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育婴刍议》中缺乏显性“知”的优越层的现象是其政论性作品中反讽艺术的明显特征。
在《格列佛游记》中，斯威夫特的反讽手法也颇有特色。以游记形式书写出来的各种故事串联起来，里面的叙事主体“格列佛”不再是单一的阶级，而是相对来说流动变化的，这一主体完成了从小人国的巨人视角到慧骃国的低等地位的转变，从“知”的优越层（可以看到宏观的大局）到“知”的底层（被“慧骃”的智慧压制折服），这种相对性和流动性不仅仅将每一则中的主体相对分离开来，也同时将作者、观众、叙事主体分离开来，并且辅以寓意，文中一些人物有明显的现实人物的象征义，更加凸显了荒诞行为的不合理性，从而能够保证读者独立的思考和辨别是非能力。
这种形式在他的一些政治性文章中也有迹可循。以斯威夫特闻名的《一个木桶的故事》（A Tale of a Tub）为例。故事开头是一位父亲临死前将三兄弟叫到床前，赠与三兄弟每人一件“永世常新并能随着你们年岁增长而自动变大的外套”和一份遗嘱，遗嘱之中严格规定了衣服的使用方式及其滥用的严厉惩罚。兄弟三人在外界闯荡，沾染了一身不良习性。服饰崇拜风气盛行的社会中，三兄弟为了不遭受冷眼在自己的服饰上下功夫，“学识渊博”的兄长彼得带领兄弟们修改服饰、改动遗嘱并自己最终篡改某一贵族的遗嘱窃取得庞大家财以跻身权贵。发迹后的彼得妄自尊大、迫害兄弟、为非作歹，另外两个兄弟杰克和马丁走投无路，打算改过自新之迹却发现已经被社会的恶习改变，难以再回归质朴的本性。杰克因愤怒撕毁衣服，却因其狂热被世人称颂，有了名声之后开始做出荒诞的行为，沦为和彼得一样的残暴之徒；而马丁却因为谨小慎微而日渐落魄，最终被自己的亲兄弟迫害。故事中的“外套”即“基督教义”，遗嘱乃是“《圣经》”，三兄弟彼得、马丁、杰克分别为“罗马天主教”、“路德宗”和“加尔文宗”，三人无一不堕落于黑暗社会，即揭露出教会的腐败本质。但是斯威夫特在每一章节都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在陈述三兄弟所做的行为，并没有掺入过多主观的情绪，反而是戏谑性地调侃行为之荒诞。这一系列故事中的每一部分三个人物所处的环境、精神状态都不一样，甚至是三个人都在精神品质上日渐“底层”化；同时，在每一部分之间，作者会插入“离题”小节，以回归现实生活中作者本人的文学思考。这种作者、读者、叙事主体的潜在分离使得反讽显得更加的“客观冷静”，更加有抨击力度。
周作人在早期表达政治思考的作品中，极大地借鉴了斯威夫特政论性散文的创作风格和写作手段，尤其在反讽这一点可谓是和斯威夫特一脉相承。
1919年6月5日《前门遇马队记》中就有迂回批判的写法：“那马是无知的畜生，它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我仿佛记得那马上似乎也骑着人，当然是个兵士或警察了。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此篇仍然按传统的反讽，作者凭着“我”在文中提出“装痴假呆的”“讽刺的话”。以“我”的无知疑惑和北洋政府统治阶级的耀武扬威形成对比，一面看似不了解社会实则清楚社会黑暗本质，一面看似取得社会地位实则思想枯竭灵魂腐朽。
五卅时期的社会，英雄枉死，社会道德沦丧，受害国不能声讨列国反之需要自证清白。周作人对于这种现象的态度可谓是讥讽愤怒的，《泽泻集》中一篇《吃烈士》便是穷极“反语”，专讽这种现象。先是列举了南宋时期的“人腊”——忠义之士为生存吃愚昧之人，后说五四时期鲁迅笔下“人吃人”状况——愚昧之民互相消耗，愚昧的大多数压制先进的少部分，最后议论五卅的“吃烈士”——凭借烈士享用荣华富贵，并认为这种行为是“废物利用”反倒是爱国的表现。表面上是以参与的态度讨论“吃法”，实则对于社会腐朽、恶毒、利益至上的伪君子的批判与讽刺。
而反讽在《死法》一文中的体现更加充分，作者轻轻松松地议论着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死法，最后集中讨论到当下的“死法”：“想来想去，都不大好，于是乎最后想到枪毙。枪毙，这在现代文明里总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在身体上钻一个窟窿，把里面的机关搅坏一点，流出些蒲公英的白汁似的红水，这件事就完了：你看多么简单。简单就是安乐，这比什么病都好得多了。”笔调轻松地和读者讨论枪毙，就好像在形容一场游戏，实则尖锐地讽刺段祺瑞执政府对人民生命的漠视，暗嘲在无能政府统治下的人民饱受折磨，生不如死。以上所举两篇《吃烈士》、《死法》皆是斯威夫特政论文中反讽的学习成果的典型代表。其中的“我”都是与作者本体有所分离的叙事主体，并且这一主体的身份是融入到所讽刺的阶级中去的，文中并没有明显对立的群体，反而读者/作者本体是文本外的与“我”对立的层级。
在其《碰伤》一文中，叙事口吻虽然是第一人称“我”，看似是作者本人，但全文阅读完毕即可明白，实际主体是暗指的“反革命者”，“我”是站在一个反革命者的角度上看待革命事件的，正如斯威夫特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中》的“我”站在统治者利益角度来叙事一样。作者开篇便详细描述了几种伤人的方式，“钢甲”“蛇毒”“剑气”，转而说“碰伤”在中国是时有发生的事情，没必要小题大做，就连轮船撞上了军舰上死了人也只是“死了若干没有价值的人”，革命者的牺牲全源于不会审时度势采取了错误的方式。这种作者、主体的分离让读者时刻保持清醒的旁观者的身份，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了揭示当权者罔顾人命、当下社会缺乏自由、官官相护的腐朽社会现象。
“我写这种文章，大概系受一时的刺激，像写诗一样，一口气做成的，至于思想有些特别受英国斯威夫德（Swift）散文的启示，他的一篇《育婴刍议》（A Modest Proposal），那时还没有经我译出，实在是我的一个好范本。”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明确提到自己创作《吃烈士》《碰伤》等作品的时候是受到斯威夫特的影响的。对于斯威夫特的讽刺艺术，周作人说：“当时有人相信他所说的是真话，非难他的残酷，就是承认它是‘反话’的也要说他是刻薄到无情（heartless），不过这些人所见只是表面的笑骂，至于底下隐着的义愤之火也终于未曾看出了。”外在的冷漠和内在的愤激形成的尖锐对比，情绪的对立被放大化，则更能体现被讽对象的黑暗残忍，周作人十分欣赏这种表达的艺术，他自己的创作中也确实完美地应用了这种表达。且其对于斯威夫特的反讽手法也理解到位，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和思想之中。斯威夫特的政论文以及周作人作品中的这种反讽比显性对比，更能让读者自觉和作者站在同一个立场，从而对于文中所论现象的态度倾向更加鲜明，也达到了阐释真理、揭示社会的效果。
三 虚构的“真实”
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闻名于世，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角度都是从其精妙的讽刺艺术去分析它的。这部小说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虚构”和“真实”的界线，这一点在周作人的创作中也有相似之处。
在《格列佛游记》中，作者以格列佛（船长）的口吻记录周游四国的“见闻”。首先，作者先肯定了小说中叙事主体“我”（即格列佛）的真实性。在卷首先煞有介事地拟一篇游记的主人公格列佛给他的亲戚的信，对于删改他的 “真实的”原稿表示不满；又有一篇《出版商致读者》，再三声明格列佛先生是个诚实可靠的人。其次，在小说描写的过程中，一直在强调所说事情的“真实”性。“慧骃”国游记的最后一章，“我”一直在承诺“我已经将我在十六零七个多月来真实的旅行历史讲述给你们，并且在其中我没有对真相进行修饰”，并且说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谴责那些背离事实胡编乱造的旅行家。“Johnathan Swift （1667-1764）作Gulliver’s Travels，与Robinson齐誉。其初亦致力政争，尝任主教，及落职穷居，乃发愤作《游记》四卷，以刺世人。侏儒巨人，浮岛马国，皆非人境，事亦荒唐无稽，而记载如实……”尽管作者再三强调了小说叙事主体以及叙事主体所描述的叙事对象的真实性，并且逻辑自洽，描绘得仿佛真实经历过一样，但是仍然是一个虚构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存在于“虚构”中的“真实”。
周作人亦有相似之作，即1922年所作的《真的疯人记》，但是略有一些不同，大概道理是相似的。编者小序和最后的编者跋的叙事主体“我”都是编者（即周作人）的替身，和编者本身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在小序和跋中都极力证明正文中“疯人”是真实客观存在的。小序中阐明本篇正文部分是摘抄的某篇“真实存在”的日记，那原本的是真切存在的，作者虽然无法考察，但是日记的作者也是真实存在的人。编者跋中有记叙性语句：“我刚将稿抄到这里，忽然来了一个我的朋友，——这四个字有点犯忌，但是他真是我的并非别人的朋友，所以不得不如此写，——拿起来一看……”，与小序中“我”誊抄原版日记相照应，显得叙事完整真实。
但是除了编者小序和编者跋之外，整篇文章之中（从《一、最古且最好的国》到《四、文学界》）的“我”则都是从“疯人”（即上一段落中“我”所抄的日记的主人）的视角来记叙的了，也强调所记录的事情的真实性：“凭了质与力之名，我保证我所记的都是真实，但使这些事情果然实有，而且我是真实亲到彼邦，实地的看了来。”2虽然多了一层以编者为叙事主体的视角，但其文中对于场景的描写仍然显得十分真实，让读者似乎就相信这些是真的故事了，即使通篇都是虚构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周作人的《真的疯人记》和《格列佛游记》在虚构“真实（场景）”上一脉相承。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虚构真实的写法都很巧妙，利用了“陌生化”的手法。“陌生化”理论是由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提出的。他认为人在生活中对于司空见惯的物体往往缺少敏锐的感知能力，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所以艺术就是要使对象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文学中的“陌生化”就是用新鲜或者奇妙的语言把生活中的事物和人之间无意识、自动化的壁垒破除，从而强化人对熟悉场景或者事物的感知。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塑造了很多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缩影的陌生形象，比如象征英国统治集团的小人国、影射英国辉格党党魁的财政大臣佛林奈浦等。在语言的运用上，斯威夫特根据场景的不同变化语言的风格和语气，比如在小人国的时候，格列佛翻译了检察官呈递给皇帝的搜查清单在清单中，清单中的语言充满了对小人国居民愚昧无知的嘲讽。在小人国对于格列佛的释放条件起草文件当中，官方公文形式的语言十分符合国家文件的格式和标准。另外，斯威夫特还大量地创造新的名词，例如“慧骃”“野胡”等，但都有合理的解释，和大量现实中本来就存在的以及历史上存在的名词交叉在一起，亦真亦假，真假参半，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一直保持新鲜感，对于有趣的新鲜事物保持积极的接受态度。再加上前面所说的叙事视角的不断变化，使读者从叙事主体的视角看日常事物都有不一样的新奇感受，无论是从正常人的角度看小人国的行事准则、从“小人”的视角仔细凝视巨人国的一切事物，还是以“低等人类”的身份仰视原本在现实生活中只是动物而小说中是高等身份的“慧骃”等，都给读者似曾相识但又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阅读体验。
周作人的《真的疯人日记》中更加侧重于对于日常场景中异样的阶级分层、思想派别、政治制度的描写。例如在现实中常见的学校，在此篇中虽仍然是“学校”的外壳，但是其中“美术是一种奢侈品，所以归并到工业里去，哲学也属于理化，文学则附属于博物，当我在那里的时候，通知文坛的人正是一个植物学者”3，职教员也是“准仙人”。里面超越现实的新的名词概念和事物等级划分的标准超出了常人的一般认知，让人虽然无法考证，但也无法否定其真实性，再辅以以现实为基础的事物缩影，自然增添了故事的趣味性和说服力，使读者感到熟悉又陌生。
结语
周作人现在的作品中，文学批评（例如《谈龙集》）和闲适小品文最为闻名。但周作人的文章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隐士”之风，流于象牙塔之中不问世事的；在革命的浪潮之中周作人也曾走在前列，不过最终由于个性中的求稳思安，再加上社会中黑暗势力的威压，周作人的理想社会和志向不能实现，才渐渐地放弃抗争，从而一心专注于自己的文学生活，远离政治的相互倾轧。在早期的创作过程当中，尤其是1918-1925年之间，周作人受革命氛围和社会气氛的激发，在文人力图改变世界的抱负以及对穷苦民生的同情心的促使下，创作出一系列批判社会、提倡新思想、呼吁改革的文章，这些文章中“流氓鬼”的“凌厉”之气较重。在这一时期，他接触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对欧美文学研究颇深。乔纳森·斯威夫特被高尔基称为“伟大文学创造者之一”，其文笔老练独到，风格辛辣讥讽，文学作品对于18世纪英国的政治有很大的影响。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政治散文和讽刺性小说给周作人的创作各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周作人的创作中有鲜明的体现，是研究周作人早期作品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存在。
作者简介：
张婧妍，扬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言文学（英语）专业，目前师从文学博士、博士后，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吴可，曾撰写过论文《斯威夫特对于周作人早期“凌厉”文风的影响》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