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道情，源于“说因果”，是民间艺人于农闲时走寸串户说唱劝人向善的顺口溜和故事，后取“说情道理，惊醒顽俗”之意，故名“道情”。

　　常州道情由上下手两人联档演出。上手称“大先生”，承担所有说表唱做，手上道具有醒木、折扇、三跳板。下手称“小先生”，一般由徒弟担任，专事打扁鼓、击檀板，以及唱帮腔“拖下板”。唱腔曲调以长三调为主，平调、阴阳调、悲调等为辅。

　　道情兴盛时，常州“四城门八水关”所有的茶馆都爆满。从清末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风靡百年的常州道情，是常武及周边地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形式。

　　有史可查最早的常州道情艺人，是咸丰年间武进县的周天瑞。周天瑞收徒薛良荣、张金富。民国初年，张金富的徒弟刘全海把道情从农村带进城市，缔造了常州道情的全盛期。薛良荣的徒弟屠产法则留守农村，以武进小新桥为据点，自成一派。之后常州道情的传承谱系都从刘全海和屠产法两支延续而来，其中刘全海、刘银生（屠产法徒弟）、张忠芳（刘全海徒孙），并称为常州道情“三状元”。

　　三状元：刘全海、刘银生、张忠芳

　　1914年，张金富的徒弟刘全海在农闲时进城卖艺，踏出了常州道情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刘全海从小没念过书，是个一字不识的文盲，师从张金富后，完全靠死记硬背接了师父的衣钵，满师后即在武进各茶馆与人合伙开唱。他口劲极好，吐字清晰，能掌握抑扬顿挫之法，操纵转折起伏之妙。说表上，每于慷慨激昂时，力如喷泉；于悲凉凄婉处，又哀若孤鸿。唱调上，擅长长三调、一六调，嗓音脆亮圆润，无论快慢疾徐、高腔低调，唱来皆有韵味，更能数十百句一气呵成，从不忘词丢腔。他的这套本事在同行中无人能及，被誉为“不识字状元”。

　　刘全海进城后，先是在城隍庙摆摊唱道情。他自编自唱长篇《杨家将》《金鞭记》，以半小时至40分钟为一回，每到紧要关目处即暂停，向观众要钱，艺人行话“散扦”。刘全海能根据不同观众随口编“散扦”唱词，见谁就唱谁爱听的彩头话。“散扦”过后，便接着说唱，或由徒弟换唱。如此唱过便散，散过再唱，一直从午后唱到黄昏收摊。如果这时观众听出瘾来，不肯散场，则可再唱，称为“拔书”。有时刘全海的“拔书”竟然一拔再拔，直至点起蜡烛，唱到半夜。

　　刘全海打出名气后，在老西门独资开办留芳茶店，偕徒弟开业说唱。受刘全海影响，武进农村的道情艺人纷纷进城，遍布各大茶馆书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常州道情的演出人员有150多人，以常州为中心，流传至宜兴、溧阳等地。从业人员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其中难免鱼龙混杂，出现恶性竞争，使得艺人们感觉有必要通过一个组织系统加以引导约束。1932年，常州道情艺人成立“新裕社”，公推刘全海为社长，地址就设在留芳茶店，一年聚会两次，点香烛拜祖师。刘全海拟定了详细的社规，用来规范艺人，如：

　　无师不准入会，入会需由同行艺人介绍，会员通过；

　　不许欺师犯上，不许戳壁脚，不准赌钱，不准白相女人，不欠码头债，违者轻则当众警告，重则打屁股，开除会籍；

　　倡导艺德，艺人互相尊重，互相引荐，介绍场子，对外地艺人初来行艺者管一宿两餐，无收入者离去时给予路费……

　　新裕社的成立，标志着常州道情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它改变了以往艺人个体行为散漫和草根的面貌，以行业群体的约束力对艺人的从业资格和职业操守进行了规范，通过师徒相授的途径，试图营造一个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行业格局。这种行业组织行为对内增强了艺人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对外巩固了整个行业的地位，使常州道情成为民国时期江南的重要曲种。

　　通过新裕社的经营，刘全海显示出了他在组织管理上的才能，个人声望达到顶点。但刘全海性情豪爽，喜交四方朋友，挥金如土，不留积蓄，以致老年时生活潦倒，靠徒子徒孙接济勉强度日，最后死于贫病交加之中。他的大徒弟徐继昌接掌了新裕社，徐继昌木匠出身，资质平平，演出市场很快被武进小新桥屠产法的一支抢了去。

　　屠产法能咸鱼翻身，全靠收了个好徒弟刘银生。刘银生只有一只眼，身体孱弱，说起书来没有冲劲，气氛沉寂。但屠产法慧眼独具，看中了刘银生有些许文化功底，是个创作型人才。刘银生对书目肯钻研，讲求故事逻辑，常有个人见解，表演时娓娓道来，一唱三叹，场面虽不热闹，却耐人细品，是路阴功，被誉为“阴间状元”。然而刘银生因为身体太弱，三十多岁就病亡，未能继续对刘全海一系形成冲击。

　　刘全海死后，接班的徐继昌虽无才华，但也兢兢业业，苦心经营，把新裕社交到了下一代手上，留给徒弟张忠芳发扬光大。张忠芳另辟蹊径，在演出中插科打诨，诙谐幽默，曲尽其妙，被誉为“滑稽状元”。外加他有一副好嗓子，唱阴阳调独树一帜，嗓子一开，满座倾倒。看家书目为《隋唐》，以程咬金为贯穿人物，增删取舍，自编成书。张忠芳以近现代社会世态、人情冷暖、民风习俗以及各种笑话趣谈融于程咬金一身，使其形象不仅粗莽可爱、耿直活泼，而且具有正义感，深受听众欢迎。张忠芳在留芳茶店连说18年，盛况不衰，无数学徒争拜张氏门下。但张忠芳也与当时许多艺人一样，有了钱后便染上赌博恶习，终至欠下巨额赌债，只身逃亡上海。在常州有他的“铁粉”，托上海的青帮大佬出面摆平赌债，张忠芳得以回乡，继续唱道情。经过这番起起落落，张忠芳身体大不如前，在一场演出中，说到紧要处，拳脚并举，喊声如雷，引发脑溢血，猝死台上。张忠芳的过早逝世，是常州道情的一大损失，常州道情原有可能在他手上再上一个台阶，之后便再无这样的机会出现。

　　三响档：张唯一、张荣生、顾友梅

　　张忠芳死后，他的继承人有张唯一、何云奇、曹寿林、丁鹤龄、顾友梅、许玉泉等。张唯一是张忠芳的儿子，继任新裕社社长，坐镇老西门留芳茶店。其余徒弟一部分转入农村，形成两派，号为“西乡帮”和“东乡帮”。西乡帮以何云奇为首，在孟河一带演出；东乡帮以顾友梅为首，在武进一带演出。顾友梅13岁从张忠芳学艺，满师后与师兄曹寿林搭档演出，看家书有《华丽缘》《珍珠塔》等。他的说表清晰细腻，唱腔高亢激越，唱功用韵精熟，十八个道情韵脚均能随时换用。拿手好戏“两头红”，从太阳落山一直唱到日出东方，一韵到底，不走调，不出韵，堪称一绝。他还借鉴吸收了摊簧、评弹的长处，用来丰富道情的唱腔。

　　就在张派子弟各立山头时，武进屠产法的小徒弟张荣生杀进常州城，与张唯一打起擂台，使得竞争局势更为激烈。张荣生是武进长沟村人，16岁给屠产法当下手，18岁在武进各茶店单独演唱。1946年，张荣生在常州东门外悦和茶店演唱《玉蜻蜓》《万年青》《金台传》等曲目。他唱平调、长三调最拿手，说表多用武进的村巷俚语，每以乡言、农谚和风土习俗穿插，自然贴切，如谈家常，令听众耳目一新。张荣生和张唯一分别占据常州东西两厢，连续演出十年，天天客满，长盛不衰。这是继“三状元”之后的又一个兴盛期，张唯一、张荣生、顾友梅被誉为这一时期的“三响档”。然而他们都被眼前的盛况迷惑，对于书目建设缺少长远打算，现炒现卖，演出质量日益下滑。到了他们的徒子徒孙辈，基本功薄弱，会唱的越来越少，已不知曲调为何物，索性拿掉唱段，全改为说。道情逐渐变成评话，这门艺术的特色也就消失了。

　　新中国成立后，以道情艺人为主体，建立了常州市曲艺联谊会，顾友梅任主任，协调组织包括道情、宣卷、小热昏在内的演出事务。顾友梅意识到整个道情行内唱功的缺失，组织艺人对传统曲目进行挖掘记录，整理出开篇、唱段六十多个。顾友梅自己整理的传统短篇《小八哥告状》，参加江苏省第一届曲艺观摩演出大会，获优秀奖。然而留给顾友梅的时间已然不多，紧接着历次运动，常州道情团体解散，艺人改行，所存资料、曲本大多被毁，常州道情遂告失传。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三响档”之一的张唯一有个小徒弟，叫周玉峰，先唱常州道情，后学苏州评话，又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完善了常州评话，三次获中国曲艺的最高奖“牡丹奖”，成为一代曲艺名家。常州道情虽已成遗存，但它开枝散叶，其血脉仍以常州评话的形式代代流传。

　　作者：言禹墨

　　来源：江苏省曲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