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弹，发源于苏州，分评话和弹词。评话，只说不唱，俗称“大书”；弹词，有说有唱，俗称“小书”。清乾隆年间，苏州评弹祖师王周士来常州卖艺，常州从此成为苏州评弹的重要码头。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常州市评弹团，涌现出一批名家。苏州评弹在常州出人出书，开花结果，成为常州地区一支活跃的曲种。

　　一

　　苏州评弹奉王周士为祖师，他可能不是第一个评弹艺人，却是现在所能了解到的最早知名的职业艺人。王周士，苏州人，头秃似僧，多赤癞，外号“紫癞痢”。传说乾隆下江南，召王周士御前弹唱，赐七品冠带，随驾回京。评弹由此身价倍增，开始走进街头巷尾的茶馆，出入大家显宦的堂会，逐渐成为江南市民阶层最主要的精神消费。1776年，王周士创立了具有近代意义的评弹艺人行会——光裕社。光裕社组织完善，制度严谨，维护了艺人利益，规范了演出市场，从而推动了苏州评弹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评弹在常州的发展几乎与苏州同时，王周士早在成名前就来常州跑码头，以说书游公卿间。清代常州诗人赵翼曾赋诗《赠说书紫癞痢》，说王周士“以滑稽见长”。王周士之后，评弹艺人纷至沓来，常州成为苏州评弹的重要码头。常州听众人数众多，见多识广，常能扳出艺人的“错头”，评定优劣如数家珍，甚至咬字、吐音都能说个明白。苏州艺人到此开书无不谨慎小心，称常州为“五毒码头”，初出道的小辈需要在这个码头磨炼一番，才能在书坛立足。

　　有清一代，常州有庞大的评弹市场和高水准的评弹听众，却没有孕育出本土的演出团体，这和苏州光裕社有很大关系。光裕社一方面制定规章，组建了一个成熟的艺人自治团体；另一方面则以“正宗”自诩，把评弹视作苏州的专利，苏州人说书为正统的“道中”，苏州以外的人说书被视为“外道”，并禁止其在苏州说书。外道艺人要进苏州，只有去光裕社拜师入会，以社员的身份演出。光裕社这一系列举措，强化了评弹的苏州面貌，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造就了“千里书声出光裕”的局面。

　　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攻占苏州，曾经名冠天下的姑苏繁华一夜之间满目疮痍，大批江南的缙绅商贾携带财产逃入上海租界。战争意外地推动了上海的发展，它取代苏州成为江南的中心，乃至中国、东亚的经济文化中心，评弹演出的重心也逐渐向上海转移。民国时期，上海成为评弹的中心市场，正如徽班进京一样，评弹到了上海，也促成了自己最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评弹名家，几乎都聚集在上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改变。新政府推行计划经济体制，从各个方面限制了评弹中心市场的集聚效应。首先是建立户口登记制度，评弹艺人不能再随意流动，必须在主要生活区域上作出选择，以往以上海为集散地的艺人因而被分流，打散到江浙各地。其次，对书场、茶楼的数量进行紧缩，上海在解放前有书场131家，现在只保留28家，过剩的艺人被统统送出去。最后，建立集体所有制的评弹团，用编制将艺人固定在一地，便于管理。到20世纪60年代，江浙沪各市、县建立的评弹团有30多个。至此，评弹完成了去中心化，不再是苏州或者上海的一统天下，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二

　　1957年，常州市文化局筹备建立评弹团，时任副局长的赵宗昌带队去上海邀请评弹艺人入团，一共动员到11人。1958年12月，常州市评弹团正式成立，演员阵容分四档弹词、一档评话。这些演员能弹会唱，还都有一定的创作能力，其中骨干有高翔飞、庞学卿、沈韵秋、徐虹丹、李娟珍、徐剑虹、余韵霖、王凤珠等人。

　　1962年以后，一批新人陆续进团，常州评弹团人员扩至23名。这批演员有的是刚出道的年轻艺人，有的是刚从苏州评弹学校毕业的学生，构成了常州评弹团的第二代艺人群体。相比之下，第一代艺人从旧社会过来，习惯了个体演出，进团后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第二代艺人则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在评弹团得到培养，因此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党的领导，满怀激情地投入到评弹团的建设中。这一批演员成为日后的中流砥柱，缔造了常州评弹团的辉煌，其中的佼佼者有邢晏春、邢晏芝、周玉峰、周希明、张克勤、潘瑛、倪淑英、汤小君等人。

　　此时的常州评弹团，阵容齐整，创作、表演的力量都很强。1964年，常州评弹团以中篇弹词《方向盘》第一次集体亮相。这部中篇共三回，由余韵霖、沈韵秋、庞学卿、邢晏春共同创作，团里主要演员都参加了演出。升任常州文化局局长的赵宗昌亲自主抓，常常陪演员修改脚本到半夜。1965年，《方向盘》参加江苏省第一次曲艺会演，获创作奖。邢晏芝也在这次会演中脱颖而出，获演出奖。常州评弹团一炮而红，拉开了精彩的序幕，但下一次登台却要等到十年以后，因为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

　　“文革”中，常州评弹团解散，艺人下放农村。这时局长赵宗昌出手相救，成立了常州文工团，将一批戏曲和曲艺演员调入团内，名为排演样板戏，实际是一种保护。一些评弹演员进了文工团，跟着戏曲演员一起跑龙套、翻跟头、跳芭蕾。这一时期他们在书目上是荒废的，但是几年的舞台实践也给了他们意外收获，比如话剧对人物的挖掘、戏曲对身段的塑造、歌剧对唱腔的丰富，这些都成为他们日后评弹表演的财富。之后，赵宗昌被打倒，评弹艺人也失去了最后的保护伞。

　　“文革”结束以后，常州评弹团恢复建制，演员陆续归队，憋足了一股干劲，要追回失去的十年。对十年只看八个样板戏的观众来说，也是嗷嗷待哺，书场里演什么书目都会受到追捧。常州评弹团迎来了一个高峰期，在创作上有邢晏春、周玉峰、周希明“三驾马车”，在表演上既有余韵霖、李娟珍、沈韵秋等元老名宿，也有邢晏芝、潘瑛、倪淑英等当红新锐。同时赵宗昌也回到了文化局长的岗位，继续为艺人保驾护航。常州评弹团外出巡演，能同时排出两套一线阵容，横扫沪宁线，被称为“龙卷风”。其它评弹团见之无不退避三舍，避免轧档。

　　就在常州评弹团恢复的同时，常州市下辖的武进县也建立了评弹团，相继从苏州、常熟、昆山等地招选演员，主要演员有王仲君、王绿萍、朱传鸣等，还有陆涛声、马中原两位大作家为团里写本子。

　　常州的业余评弹也在这一时期兴盛起来。早在五十年代，常州市文化馆就成立了业余评弹队，让评弹票友有了自己的组织。1982年，常州市雏韵集评弹票友社成立，李仲白任社长。为扩大影响，李仲白联合苏州票友举办“业余评弹会演”，已经办了31届，在会演中涌现出沈元俊、梅富康、金嘉树、臧南丽等一批常州名票。

　　然而这种热闹的景象仅仅持续了五六年，随着影视等现代传媒的迅速发展，评弹受到巨大冲击，听众人数急剧减少，大批书场关门，很多评弹团发不出工资，要靠政府补助。在这种形势下，武进评弹团撤销，常州评弹团改制，演员或走或退，出现人才断层。值此危难之际，周玉峰被委以重任，担任常州评弹团团长。针对演员短缺的现状，周玉峰一边赴苏州评弹学校物色优秀学员，另一边在常州本地的中学寻找好苗子，送去苏州评弹学校定向委培，毕业后进常州评弹团。及至九十年代末，常州评弹团第三代演员梯队成型，主要有廉勤荣、钮惠清、凌涛、沈伟伟、蔡玉良、刘芳、林建方、赵美华、倪雅静等人。周玉峰本人创作了6部长篇评话、5部中篇弹词、62部短篇评话，三次摘取中国曲艺的最高奖“牡丹奖”，将常州曲艺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10年，周玉峰去世；同年，常州市评弹团又经历新一轮改制，更名为“江苏常州市曲艺团”。更名后的曲艺团在团长夏雪慧的带领下，坚持创作新书、培养新人，不断取得佳绩，推出了《江南第一燕》《大律师史良》《邓稼先》《延陵季子》等优秀作品，第四、五代演员也崭露头角。常州曲艺团在新的历史时期下，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继续书写着评弹在常州发展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常州文化志》，常州市文化局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书台上下：晚清以来评弹书场与苏州社会》，吴琛瑜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雅韵留痕：评弹与都市》，申浩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作者：言禹墨

　　来源：江苏省曲协